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自称“新民子”，大力倡导“新民”说，在十多万字、二十多节的连载中，他系统阐述了对国民、国家、权利、自由、民主、道德、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从而铸就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并由此掀起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历久不衰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使人的现代化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今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透过一个世纪的历史烟云，重新审视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新民”思想，它永久的价值与不可避免的局限无疑会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和未来发展提供诸多启示。
一、“新民”思想的内涵与要义：
“新民”本是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强调的是人的道德修养和革新对于儒家所崇扬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等核心价值理念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取于儒家经典的“新民”显然与此不同。新民何谓“新民”？在《释新民之义》的开头，他开门见山、简洁明了地说：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本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文集》夏晓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107页,以下只标页码）
在此文的结尾处，他再一次强调指出：
“吾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我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格，以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109页）
以上文字至少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关于“新民”概念必须从两个意义上加以理解即是说要用两种方法加以解释。当“新”字做动词时，“新民”就是“人的革新”或“国民的革新”，指人“新化”的过程；当“新”做形容词时，“新民”就是“新的国民”、“新的人”，指人“新化”后的成果。二是“新民”的途径或方略：一方面要吸收我华夏民族在道德、学术、风俗等方面固有的高尚美好之精神特质，激发扬厉使之更加高尚完美；另一方面，要积极吸收采纳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之优长，补我之所短、所无。要之，就是要采吸中西文化之精华，既要创化传统，亦要有世界性的开阔胸襟和广阔视野。 新民者，乃是中西两大文明相激、相荡、相合、相引而产出的具有20世纪新时代民族之魂的国民。
那么，“新民”应该具备怎样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呢？
对此，美籍学者
在《论公德》中，梁启超认为，我国民所最缺乏的就是公德。所谓公德，是相对私德而言的，“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110）公德、私德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道德观念。然而，盛行中国数千年的“束身寡过主义”导致国人“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110），在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照中，梁发现，中国伦理讲求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而泰西新伦理讲求的是家族、社会、国家间的“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而公德是“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的根本保证。所以，他呼吁道德革命，认为道德并非一成不变，“道德之立，在于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适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113）即是说判断道德优劣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团体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既然公德的最大目的在于“利群”，所以中国“新民”就应该扬公德弃私德，以成就新的民德。1905年，梁启超又发表了《论私德》，作为《新民说》“论公德”的续篇，他说：
吾畴昔以为中国之旧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辅助这二。由今以思，此理想之言，而决非今日可以见诸实际。……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苟欲言道德也，则其本原处于良心之自由。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无不同一。是无有新旧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可因于社会性质之不同，曰各有所受。…然则今日所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因有之旧道德而已。
虽然梁并没言名要放弃以前所宣扬的公德，但他对传统儒家道德的认可较1902年无疑有极大不同，它意味着梁启超对传统儒家道德某种程度的回归。这种回归在梁看来，是养成新的民德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儒家传统道德的某些方面可以与西方近代文明相融相生。如果说《论公德》侧重于强调“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论私德》则重在阐明“淬砺其本所有而新之”，传统与现代就这样相辅相成，唯此，“新”的民德才是健全的完善的。
“自由”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自由是十八九世纪，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的本原，是西方社会四百年来不断发展的原动力。自由不出四端：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生计/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人民对于政府而保有其自由。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平民对于贵族而保有其自由；一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而保有其自由；一是殖民地对于母国而保有其自由。宗教自由指教徒对于教会保有自由。民族自由指本国对于外国而保有自由。生计自由是指资本家与劳动者相互保有其自由。具体到中国，梁认为四民平等、国民自治、宗教信仰等问题在中国都不存在，生计问题将来可能有，目前并不激烈。目前最迫切的国民参政和民族建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虽然自由是“天下公理，人生之要具”，但自由有真伪、全偏之别，有文明、野蛮之分。自由的原则是“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在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个人之自由减”“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129）因为“团体之自由，个人之 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开团体而存在，团体不存，个人焉在？获得自由的最大障碍是“心为奴隶”。“心奴隶”表现为“为古人之奴隶”、“为世俗之奴隶”、“为境遇之奴隶”、“为情欲之奴隶”。
关于梁启超的自由观学界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人文梁基本上只是在集体主义的构架里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妥协。（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6页）另一种看法是：梁所强调的争国权、争群利，最终还是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33页）。是的，梁启超虽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但他对个人自由有根本的重视，不过是他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强调群体的利益，以“利群”即以保障保群体价值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和途径。个人自由应与团体自由相互交融激荡，而不能以个人自由妨害群体/团体自由。
民族国家观念是《新民说》的又一重要内容，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王朝专制的国度里，在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梁启超倡导的民族国家理念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估量过高之嫌。
在《新民说·论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中，梁启超敏锐指出，自16世纪以来，欧洲发达国家皆由民族主义冲激而成。何谓“民族主义”？梁说：“各地同种族、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05）。而到了19世纪末民族主义已经进而发展成为民族帝国主义，所谓“民族帝国主义”？“其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利于他地，以为我味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指挥调护之是也”。（106）这种民族帝国主义与古代帝国主义不同，它非一人意气所驱使，而是民族力量特别是经济实力发展之必然，他们的势力扩张旷日持久，日扩日大，日入日深。面对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如古时候有一二英雄可以相敌，非聚集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所以，要抵当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挽救浩劫、拯救生灵，只有实行民族国家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梁启超认为应该放弃“小民族主义”而行“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简言之就是汉民族主义，满、汉、回、苗、藏各相分别、各自为政 。“大民族主义”寻求的是“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梁的“大民族主义”主义论与当时革命派“驱除靼孥、恢复中华”的革命宗旨发生抵牾。但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梁启超的眼光是正确的、富于前瞻性的。
竞争和进步理念是梁启超“新民”人格理想的重要一环。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使他坚信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情事实，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竞争带来进步，没有竞争一切将停止不前，竞争是西方国家不断强大的动力。同时，梁的线性时间观念使他摆脱了“三世”循环的历史观，坚信历史会沿着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进步，当然这种进步不可能是直线的，但它的方向终归是指向进步的。
中国人以保守闻于天下，梁认为其因有三：“一曰大一统而竞争绝也”，竞争为进化之母，没有竞争就没有进化、没有进步。“二曰环蛮族而交通绝也”，中国周围的国家都比中国小、弱，其文明程度远较中国底下，导致国人“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至于自画，而进步这二之途绝矣。”（138-139）缺乏与其他强大国家民族的交流沟通使中国人妄自尊大，画地为牢、故步自封。“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梁认为文字的简繁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比例差。西方文字主表音，能操语音者即能读书，人生必备的常识可以普及。且西文言文合一，“言增而文与之俱增….新新相引，日以进焉。”中国文字主表意，体式繁难，能识字读书之人少之又少。且言文分离，“言增而文不增”。即使读书人对于新事物、新思想、新学理也多有隔阂，“此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也”。“四曰专制久而民性漓也。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桎梏、戕戮了国人种种权利，使国人失其生机，失其本性，最终连基本的人道也几乎尽失，而自居于奴隶盗贼，统治者益发专制跋扈，视天下为一自之私产。“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也”，梁认为：“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为之孙。”中国只有战国时代，九流杂兴，道术最广。秦汉以降，孔教统一。“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步也莫大”。要打破保守，寻求进步别无它法，惟“破坏而已”，“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随破坏，随建设，甲乙相引，而进化之运，乃递衍于无穷”。唯有打碎那些束缚人们的有形或无形的枷锁，中国才能在竞争中不断进步。
基于对西方列强侵略本质的清醒认识，梁启超特别强调进取冒险、尚武精神的重要。梁认为，进取冒险精神实为“浩然之气”，“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进取冒险精神源于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当今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世界，所谓的公理是不存在的，柔弱之文明，不能抵挡野蛮之武力。所以，“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而中国却以文弱闻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以瘫痪，以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中国如“不速拔文弱之恶根，雪不武之积耻”，在激烈竞争的二十世纪将决无中国人的立足之地。欲养尚武之精神须具备三力：心力、胆力、体力。
二、“新民”之必要与目的：
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梁启超从内治与外交两个方面阐述了“新民”的必要性、紧迫性。从内治方面看，梁启超认为，国民的文明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病，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102）这段话意在强调民之于国的重要性，民为国之根本。“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终无济于事。中国 “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原因就在于没有“留意新民之道”。
这种国民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与严复如出一辙。严复认为：“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既然生物机体的性质取决于细胞的性质，那么，社会群体的面目则是由社会成员的面目所决定的。严复强调，凡“天下之物”，其“聚之形法性情”，“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者。就是说，整体、群体的性质、特征，是由分子、个体的性质、特征所决定的。就一国而言，其“贫富强弱治乱”，完全取决于该国民众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西方所以富强，是因为其民德智体三者皆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民众德智体三者皆劣。中国欲求在激列的生存竞争中图存振兴，就应立即着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才是治本之策，舍此而图它，只是治标而已，终将无成。而严复的观点直接导源于英国近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 所谓社会有机体论，简言之即是以生物学来解释社会，将社会简单视同生物机体。从外交方面看，如前所述，我中国使不幸成为西方民族帝国主义扩张的盘涡的中心，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实行民族主义，而实行民族主义，“舍新民末由”。所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这一结论的提出虽在１９０２年２月，但这一思想的形成则始于１９０１年夏间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梁氏的这两部论著乃是上下篇、姊妹篇，是一脉相承的有机一体。要了解《新民说》，不可不先了解《溯源论》。《溯源论》是为了探索中国积弱的病源。梁启超认为，要想拯救、改造中国，必先对中国的病源有正确认识。“不审夫所以致弱之原因”，则“不得其所以救之道”。正确诊断中国的病源，乃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致弱之源。一是“源于理想”，即中国人长期来形成的种种错误观念，最突出的是“爱国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究其原因在于三种错误思想观念。首先，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别。这种思想导致两种弊端，一是骄傲自大不愿与他国交通，二是怯懦软弱不想/不敢与他国竞争。其次，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以为国家是朝廷之所有物。使人民成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这是“中国所以永远沉埋之根源”，他强调：这种思想观念不改变，中国永远也不能“立国于天地之间”。再次，中国人不知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西人以
这一结论虽说是面面俱到，但重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全体民众的诸般弱点、劣点乃是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在“政府造人民”与“人民造政府”之间，他强调的是后者。所以他又说：“国之亡也，非当局诸人遂能亡之也，国民亡之而已。”既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弱点、缺点是导致中国衰微的总因，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就必须首先从改造国民性、提高全民素质，亦即“新民”入手，“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即开民智力、新民德，鼓民力。 “舍此一事，别无善图。”如果说《溯源论》是梁氏对积弱中国病源的诊断书，而《新民说》则他是依据这一诊断开出的疗救药方。所以，“新民”在梁启超看来，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新民”是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走向强大的不要途径和手段。一旦人人成为新民，即可由个体的自强而达到中华民族群体的强盛。总之，提高全民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造就一代新人，乃是改造、振兴中国的根本途径。“新民”的最终目标指向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
三、“新民”思想之价值与局限：
在近代以来探索民族振兴之途中,梁启超凭借着思想的内窥力,将眼光深入到物质技术和政治制度背后的历史主体——人——的精神世界，从而发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急切呼声，并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铸就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无可置疑的地位，由此掀起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历久不衰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使人的现代化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今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一代具有新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精神风貌、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新人。梁启超认为，这才是中国得以振兴，是中国赶上２０世纪世界潮流、融入世界历史的根本保障。
现代化的社会要靠现代化的人去创造。处于蒙昧状态，安于旧秩序，全无现代意识、不合现代要求的人，是不可能有变革社会的要求，更谈不上实现社会变革的。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自身解放的要求并实现自身解放。不论是破坏旧世界还是创造新世界，都要靠觉醒中的一代新人。因此，中国的社会变革、振兴和现代化，最终都有赖于人的现代化。自《新民说》出，提高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重大任务受到中国思想界的普遍关注，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历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他直接开启了五四思想启蒙的大幕。如果说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已蒙胧地想像出现代人的特征，那么到五四前后，陈独秀则把“新青年”应具备的“现代人”特征和盘托出，那就是：自主的而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对现代人意识的精当概括。这种概括与梁在〈新民说〉中倡导的那些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可以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倡导的自由、进取、爱国、竞争等“新民”人格理想经过五四运动，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价值体系的重要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这一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成员素质的重要性，对于当时中国人重视人自身的现代化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它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简单视同生物有机体，否认人类社会有其特殊的本质和规律，而用生物规律取代社会规律和说明社会，是非科学的。以此为指导来诊断中国的致弱之源和“救亡之道”的哲学基础和立论依据，就难以得出科学结论。梁的“新民”理论充满矛盾，究竟是“政府造人民”还是“人民造政府”？这对他始终难以解决的一大矛盾。从《溯源论》到《新民说》，他时时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淖。一方面，他强调“造成今日之国民者”是“昔日之政术”与政府，“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
“新民”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新民”实现新中国的未来，“新民”是“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前提和必备条件，人是工具、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人的最终解放是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