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游记体式的变革

读书报告（二）

阅读考察对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冯桂芬、马建忠、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散文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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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游记体式的变革，主要从散文的近代化改造和游记体裁的多向性方面考虑。游记体式不是散文门类能够完全概括的。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散文从龚魏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上乘晚明异端思想。社会的大变革致使游记也呈现大叙事倾向。这个时期是游记的近代变革的发生时期，到19世纪末逐渐稳定成以政论文为主的特殊存在形态。中国游记文学有着非常源远的传统，通常认为游记作为古代散文的一个门类，是地理和文学的结合体，是以描摹山水名胜、记叙游踪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散文。《辞海》中解释游记为“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以轻快的笔调，生动的描写，记述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主要内容“一是对山川景物的描摹，二是游踪的记录，三是观感的抒发。”（谢楚发，《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游记是一个跨学科、跨文体的地理学或文学样式，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类型（略）。清代的旅行记形形色色，数量超过以前各个朝代，上路就写行记成为一种风气，而不论上路目的是什么性质。采用日记体的最多，也有按方位记载行程的，内容也很杂，地名、距离、名胜、风俗、异闻、掌故等等，有描写有考证，但是根据游览或出行的不同，内容在景物和记叙行程间各有偏重。

清代这类游记到了晚清风格则为之一变，一方面国内行游作品在体式上依然有过去的遗风，另一方面，域外的行游作品因为文化冲突的尖锐和政治目的的鲜明致使政论性和主体性空前加强。游记形态的变化与行游目的和身份有关，更和当时的文风变异有关。从写作观念上来说，在桐城派散文极度兴盛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些异质思想，李贽在《焚书》里阐明了“童心说”，认为“天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是说哪怕市井小民的生活琐事，写出来亦能让人津津有味，关键在于写文章要表达自我的感情，才是真心，真人。公安三袁也提倡表达自己的个性，袁宏道在《序小修诗》里说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他们的学说对后世个性主义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到了晚清，由于作家主体意识的生长和现实时局的刺激，散文文体变革呼声渐高。从龚自珍到冯桂芬，一直都在促成散文文体的近代化转向。曾国藩推崇姚鼐，所以对桐城派并不否定，但是也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一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这种经世致用的观点无疑是代表了当时的思想潮流。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言道：“独不信义法之说。窃谓文者所以载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文。”公然否认桐城“义法”的规定，黎庶昌也认为桐城派已渐式微，（《续古文辞类篆序》。）

进而由经世致用的文风中，产生了一类“时务之文”，和维新的思想相结合，随着近代报纸的创办发行得到加强。“有时又称‘时务文体’，初起于70年代，形成于90年代，是适应鸦片战争后实用文章增多的需要而形成的，是由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薛福成等经世致用的政论文章发展而成。”（谢冕，1898：百年忧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90）从林则徐、魏源、到冯桂芬，时务文体逐步推向高潮，《校邠庐抗议》就是以经术作政论的实践，冯桂芬自序：“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由此可见，“私议”“杂家”“私臆”“夷说”是他文章中的必然元素，并立意不被“圣人之法”所局限，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思想，把各种杂说加到政论里去。

同时，报纸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政论文体的发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并逐渐流行了报刊政论文体，即报章体，报章体在19世纪末的梁启超笔下获得最完全的发展，它的形成于王韬等人功不可没。王韬后来在香港主办报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并广泛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韬主笔的香港《循环日报》，多是刊登评论政事、指摘风气的议论文章，办报宗旨是“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王韬的政论文直抒胸臆，他的主要行文风格大致在此时成形，“少即好纵横辩论，留心当世之务，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倾吐而后快，甚至于太息泣下，辄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言之无所顾忌，知我罪我亦弗计也。”（重刻弢园尺牍自序）王韬更明确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往往下笔不能自休。若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敢谢不敏。”也就是提出，好文章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自抒胸臆，二是通俗易懂，这都是对桐城文章的巨大反拨。他在《弢园尺牍续钞自序》中说，“今世之时文”，“有家法，有师承，有门户，有蹊径，其措辞命意，具有所专著，蕴蓄以为高，櫽括以为贵，纡徐以为妍，短简寂寥以为法”，这是形容当时文章的写作状况，但他以为写文章是“以胸中所有悲愤郁积，必吐之而始快”，“其气势磅礴勃发，横决溢出，如急流迅湍，一洩无余。”与那种循着传统造作的文章截然不同，思想比之前的李贽、龚魏更为解放。这些意见显然上承袁宏道、袁枚、龚自珍等人重性情和自我表现的理论，下启维新时期的报章体，同王韬比较直接的接触西方文化有关。这一类报刊文字，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的旧式散文到梁启超新式“报章体”文字的过渡。

再来看晚清游记，散文领域内的变动自然会带给游记体式以新的面貌。从《漫游随录》中可以看出，王韬的游记已经由古典纪游散文大多模山范水的模式转向了以叙述人文景观为主，并加入自己的评述和分析，显出和古典纪游散文完全不同的文本面貌。同时以政论为主的评述文字渗入到各种见闻之中，成为写作主体介入的标志。可见，自抒怀抱、政论、以及关注对象由山水到器物到制度的转移，都标志着游记近代转型的进程和现代性意识的初步体现。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纪游日记的写作模式变迁和伴着近代报刊的发生发展而出现的以政论为主要特征的报章体密不可分，使得这些游记散文，或是以初期通讯面貌出现的纪游性散文，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报告文学的特质，含有部分新闻性、真实性、时效性的内容，成为报告文学文体发生的先声。

因此有学者认为，晚清“新文体”是作为“桐城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冯桂芬、薛福成式的散文、王韬式的“报章文”和戊戌期间的“时务文”、经梁启超改造的“新民体”，是三个阶段。而“新文体”和在梁的“新民体”同时或稍后的发展趋向，则分别导向了仿效“新民体”和转向白话文的两个分支。由此完成现代散文在体式上转型的历史步骤。这个发展同近代游记体式的发展是一致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晚清游记尤其是域外游记，从体式到内容上都对散文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不啻为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