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秀全、洪仁玕的读书报告
一、
洪秀全的两性文化观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其速度之快和时间的短促，是历史上罕见的。这场狂飙式的运动，潮起潮落，同洪秀全的两性文化观及其妇女在在这场运动中地位的升沉息息相关。政治与性别从来就是紧密结合的，以此对照太平天国“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过程，是会受到一些启示的。这里试图从洪秀全的思想根源上对洪秀全的两性文化观及太平天国的妇女问题作一探讨。
（一）、洪秀全中西拼凑、儒耶杂糅的思想
洪秀全的一生大致经历了封建士子、“基督徒”、造反农民、太平天王的生活历程，这种生活历程使其思想呈现出中西拼凑、儒耶杂糅的特征。
1、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年幼的洪秀全便被其父送进了私塾，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洪秀全自幼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诵读《四书》、《孝经》及古籍文章，其后更能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可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洪秀全如同一般士子一样，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以读书应试做官为目的的。虽然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早、中期对封建专制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孔孟之道和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早年的读书和教书活动以使儒家思想在洪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所以，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洪秀全思想的基本底蕴，它总在无意识中支配着洪秀全的言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洪秀全对儒
2、
洪秀全先后研读了《劝世良言》、《新旧约全书》，并创建了拜上帝教。他的拜上帝教虽来源于基督教，却与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一方面洪秀全基于基督教教义，接受了基督教的上帝天堂地狱说，创造了天父天兄，并运用它来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拒绝了它的灵魂至上、原始平等和关于原“罪”的概念，试图确立自身万岁独尊的地位与威严。这一取一舍再加上落后的民间宗教迷信，使拜上帝教成为一种缺乏生命力，缺乏内在平衡的意识形态。因而，神力与人力、神权与皇权、理想与现实，构成了洪秀全意识结构的深刻矛盾。
3、洪秀全出身于封建社会末期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洪秀全亲身参加过一些劳动，因而对广大劳动人民所遭受的疾苦及他们要求摆脱贫困的愿望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又由于他多次前往广州应试，从而对清政府的反动腐败，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两广地区天地会活动非常活跃，其所信奉的“忠义堂前无大小，不贪富贵不欺贫”的平均观，以及历次农民起义发展起来的平均主义传统等，都对洪秀全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李泽厚指出：“洪秀全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4、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 洪秀全自称天王和上帝亲子，是以神权强化君权，是将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的“天子”合二而一。《天父诗》中写得一清二楚:“万事爷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完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老调。
总之，洪秀全的思想没有统一的体系，它不过是中西拼凑、儒耶杂糅的矛盾而复杂的混合体。其中各部分思想都有着各自的内容，它们在洪秀全的头脑中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相互排斥，相互斗争。那种思想观念占上风，主要视政治斗争和洪自身欲望的需要而定，这种状况在其两性文化观和对待妇女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洪秀全的妇女道德观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在统治阶级提倡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系列纲常名教压制下，妇女是被当作“次等的人物”①看待的，劳动阶级的妇女更是如此。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歧视妇女的意识仍然弥漫整个社会的情况下，许多材料表明，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妇女道德观，毕竞没有超越封建阶级妇女道德观的范围。
首先，洪秀全以阴阳、乾坤、内外、刚柔等概念演绎于男女、夫妻。例如： 《幼学诗》有 “夫道本于刚”(“夫道”)， “乾刚严位外”(“男道”)， “幽闭端位内”(“女道”)。在《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中也写道 “朕是太阳，朕妻太阴。”与封建道德家不同的是，日月的概念是洪秀全和他的妻子专有的比喻而已。 封建道德家以阴阳等一类概念演绎于男女、夫妻，其目的是为“证明”男子社会地位高于女子是天经地义的，为歧视妇女的封建道德制造“理论”根据。如东汉旺昭的《女诚》写这道 “阴阳性殊，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生女如鼠，犹恐其虎[意为恐其强猛]，然则修身莫如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为妇之大礼也。”鲁迅对于封建道德家这类胡说有过批判，他指出：男子“靠看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妇女面前逞能。……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即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 洪秀全等人把阴阳等一类概念演绎于男女、夫妻，表明了他们没有摈弃封建阶级歧视妇女的基本观点。
其次，宣扬“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封建道德。洪秀全强调：“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本着德、言、容、功“四德”精神，他规定他的妻子如“服事不虔诚”，或“躁气不纯静”，或“面情不欢喜”，或“讲话不悠然”等等，均是居于“该打”之列。 而《幼学诗》则对为妇之道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包括母、媳、姐、妹、妻、嫂、婶、女等“道”，要求各妇人按当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各就各位。比较典型的有“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幽闲端位内，从此兆祥祯”;“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嫁出为人媳，和柔道自图，莫同姑嫂辈，嘈闹激翁姑”;“为嫂道何如，思量法最宜，欢心和叔婶，谁至有差池”;“婶敬嫂如何，谦卑重长哥，万般都让嫂，胜比瑟琴和”;“细妹遵兄姊，和情莫逞高，小心勤炼正，遵守十天条”。
再次，力倡 “严内外之分，谨男女之别”的封建礼教。洪秀全十分强调严男女之大防。这从洪秀全的宫廷生活及其相关论述上可以略见一斑。天朝宫殿(俗称“天王府”)不用宦官,宫内所有的日常事务,包括天王的饮食起居、升朝坐殿,以及修整宫殿、打扫禁苑之类的杂役,均由后宫或女官负责。为了规范、约束自己后宫的言行,洪秀全专门订立了许多清规戒律,其中管束最严的便是男女之别,尽管除洪秀全父子外,圣天门以内并没有任何别的男性居住。他还是告诫身边的女人说,无论犯下何种过错,或许都还能够得到宽赦,惟独触犯第七天条是罪恶滔天,罪不容赦。出于防止发生红杏出墙之事的考虑,洪秀全严禁宫城内外建立任何联系,严申“内言内字不准出”, “外言外字不准入”,违者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宫城内外的游艇也不得越界;后宫亲戚不得向后宫私献物品,后宫也不得私受。洪秀全就此开导说:“后宫各字莫出外,出外母鸡来学啼;后宫职份服事夫,不闻外事是天排。”此外,洪秀全还给后宫规定了四不准,其一便是“不准讲及男人”。如此一来,洪秀全众多的妻子便被禁锢在深宫大院之内,彻底与外界和异性隔绝,完全成了他个人的附属物。洪秀全还将严别男女思想列为对其长子实施启蒙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1857年,洪秀全一手包办,给年仅9岁的幼主洪天贵福娶了四个年龄相仿的妻子,从此便禁止他与自己的生母(包括天王的其他娘娘)和姐妹见面。洪秀全还专门撰写《十救诗》供幼主阅读,作为指导其日常言行的金科玉律。这10首诗分别以“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男别女”、“最紧喙”、“最紧心”为题,阐述有关严别男女和清心慎言的大道理,并且作了不少十分琐屑的规定,诸如男童年方7岁,就必须自己学洗澡,且不得与母亲同床;妹妹长到5岁,哥哥就不能摸她的手;弟弟到了7岁,姐姐就得与他保持一丈远的距离,等等。9岁是男女血亲之间实施隔离的年龄杠,遵守了就“命可保”、“福多多”,否则就“天诛死”、“云雪加”,以触犯天条论处。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两性关系问题上, 这些则已远远超出封建道德家所宣扬的“男女有别”的范围和内容，洪秀全的真实思想要比他所公开推行的政策更为严苛和偏执。
（三）、洪秀全的“男女平等”观辨
很早以前，我就在历史教科书中看到了洪秀全最早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所以我也就认定他是提倡妇女解放的先驱者，这次，仔细阅读了相关材料，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下面我们就来作一辨析。
1、屡见人们引用《原道醒世训》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早期洪秀全已具有“男女平等”的观念，甚至当作是“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的理论”。这段话是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我们认为 这段话并不能说明洪秀全已具有“男女平等”的思想。
理由一：这段话显然是从《劝世良言》的论述推衍而来，其原意并无“男女平等”的内容。例如《劝世良言》写道： “全世界众人之大父，即称神天上帝。”(卷1)“世界上万国之人，在世人而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子女一般。”(卷3)“……故在世界之上，则以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一般，并无各国之别。”(卷9)《劝世良言》在强调世人如同上帝之子女的同时，还肯定了世上“上下尊卑贵贱之分”，可见“上帝子女”这个概念并无人们社会地位“平等”的意义；同样地，当《劝世良言》还在大力宣传妇女应该“尊敬丈夫，顾服于礼，事之如主”的时候， “上帝子女”这个概念亦不可能具有“男女平等”意义的。
理由二：为了充分理解洪秀全这段说教的真正含义，我们不妨用洪秀全于同年所作的另一篇重要著作《原道救世歌》来作一说明。该文指出:“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人自相残甚恻哀”，“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把这二段资料综合起来考察，洪秀全所表明的不外乎是二层意思:一是承认在上帝的天国里.在上帝面前男女人人平等:二是在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尊卑贵贱。恩格斯曾精辟地分析道:“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在新宗教的最初阶段同样可以发现的财产共有痕迹，与其说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还不如说来源于被迫害者的团结。”毫无疑问，洪秀全所谓的“男女平等”思想也同样局限在虚幻的那个“天国”里，而不在“天下凡间”中，洪秀全的兄弟姐妹“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也只能视为“被迫害者的团结”的愿望而已，而团结绝不等于平等。正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才出现太平天国在“别男行女行”的同时，唯独“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不分男女”的现象，从而也使得广大妇女“在宗教上她们受到了谆谆教诲，在宗教礼拜中她们也享有适当的位置”。因此，洪秀全不可能具有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
2、《天朝田亩制度》所说的“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是不是洪 “男女平等”观念在社会经济思想方面的反映呢?分析一下《天朝田亩制度》有关的内容，对此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理由一：《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提出分田不论男女，是重视妇女作用的表现。但它关于产品的分配，则是本着“丰荒相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入不饱暖”的原则，规定农民收成除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谷物及银钱亦然。”这种消费品平均主义分配的规定，实际是否定了生产资料土地平均分配的积极意义，因为照这样的规定，分到田与否同生活是否改善、经济地位是否提高无关，分到田不过是意味着农事劳动的负担，反正大家生活都一样，所以所谓的“分田不论男妇”，不过是农民空想平均主义的反映；如果要说这是男女“平等”的话，那只能是男女在农作劳动、 “耕田奉尚(上)”方面大家“平等”。
理由二：太平天国先后在天京和镇江、扬州等城市推行女馆制度。女馆原系太平军女营住所之称谓，定都天京前后，太平天国在一些城市居民中普遍把妇女与男子隔开，按军事编制把她们集中起来，并组织她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人们称这种妇女组织制度为女馆制度。女馆制度的建立，为大规模组织妇女从事后方劳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首先，妇女参加包括大兴土木修建王府在内的后方劳动，使太平天国得以腾出更多有战斗力的男子上前线作战。其次，妇女削竹签插地布阵，搓麻绳作拌马索，在城外挖壕沟等等，这些都是直接服务于军事斗争、捍卫天京的需要。再次，妇女们运送物资、收麦割稻等等，也是巩固天京政权所需的。此外，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绣锦衙”，仅天京绣锦衙女绣工就达八千之九他们主要任务是刺绣官服。的确，太平天国的妇女在劳动方面与男子是平等的，但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却远不能和男性平等。
3、《天朝田亩制度》的“凡天下婚姻不论财”之说，是不是太平天国废除封建买卖婚姻的规定，反映了洪秀全在婚姻问题上对男女一视同仁呢？其实亦不然。
理由一：关于“婚姻不论财”，历史上封建道德家的论说就颇多，如《闺范》写道： “文中子(即隋朝名儒王通)曰：婚姻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天朝田亩制度》不过重复封建道德家“不论财”的箴言而已。
理由二：“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只是《天朝田亩制度》的设想，在任何私有制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按照它的规定，农民每年农作物收获归已所有的，仅足接新谷，至于“婚娶弥月喜事”，国库“结钱一千，谷一百干，通天下皆一式”， “不得多用一线”，这样，如婚姻要“论财”，又从何“论”起？由于《天朝田亩制度》设想的社会不过是乌托邦，“婚姻不论财”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四）、洪秀全禁止奸淫妇女和反对淫乱的思想
洪秀全在1844年写成的《百正歌》中，强烈地谴责了桀、纣、齐襄公、楚平王等由于贪色、淫妹、纳媳、纵妻等男女关系上的淫乱行为而落得可悲下场。接着在《原道救世歌》中更明确具体地提出了“正道”的典范和反对“六不正”的要求，而且把“淫”列为“六不正”之首，“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嗔，不犯天法得超升”。表现出浓烈的反对奸淫，反对淫乱的思想。作为太平军军事纪律和生活准则的《十款天条》的第七条就是“不好奸邪淫乱”，认为“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洪秀全还专门颁布诏书，宣布“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众兵将千祈莫容忍包藏，致于天父皇上帝怒”。太平天国对奸淫妇女以及男女私通者均处以死罪。随着这些措施的实行出现了“强徒肆行都无忌，不畏男人畏女人”的情景。这无疑是保护妇女人身权益的优良措施，但是否就可以肯定洪秀全具有保护妇女的思想呢?
我们认为不能估计过高。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强调客观效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那么洪秀全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呢？《圣经》中说上帝就曾经亲自用“天火烧灭”西域的“所多马”和“我摩拉”两城那些“奸淫邪盗，尽欲而为。……，群居则比论男色女色之淫乐，独处则春意淫情，任意任欲，日夜不分”的狗男女，洪秀全为什么如此痛恨奸淫、淫乱之事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上不敬畏神天上帝，下不遵圣人之言。又不听善人劝教，无法无天”。也因为“女色诱惑人心，迷乱人志，令人颠颠倒倒，丧身灭德，败国之家，种种恶逆，亦系因女色而致也”。这哪里有半点保护妇女权益的色彩呢?其真正来源于基督教教规“摩西十戒”，以及中国儒家那种男女授受不亲、败坏纲常、礼仪廉耻、女色祸国、禁欲主义等伦理道德以及佛教沙弥和沙弥尼所受的十种戒条等等。
可见，基督教的宗教教规和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是洪秀全禁止奸邪淫乱思想的真正来源，也是他实行禁止奸淫妇女，反对淫乱措施的主观动机。恩格斯说过:“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我们无意否定洪秀全实施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对妇女所起的保护作用，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必须仔细考察洪秀全的主观动机，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正确把握洪秀全妇女观的实质。
（五）、洪秀全与女性关系的相关资料
1、在攻克南京前 17天，天王洪秀全即从芜湖江面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并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后入城时，跟随天王的妇女都纱巾蒙面，进入天王府即被禁锢，与外界完全隔绝。
2、
秀全早就梦求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他创立拜上帝教时就自言在天
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金田起义他即选美纳妃 15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中：“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随军打出广西后，虽经蓑衣渡大败仗，但到湖南道州又纳何贡生“进献美女四人”；占湖北武昌后，“首逆 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进入天京小天堂后又征选更多美女。据史载，天京天王府“其中约有妇女千百，男贼仅洪逆一人，其中淫恶可知也”。至于具体人数，《江南春梦笔记》中分类评列，讲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 16个名位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 7个名位共960 人，两类共计 1168 人属妃嫔；另有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 人各辖女司20 人，合计为1200 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 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
3、
秀全嫌弃那些从广西跟来征尘未净的老姊妹们粗鲁、脏污。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便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束手缩脚，他训斥：“耕田婆有耕田样，天堂人物好威仪，尔们想做真月亮，到今还不晓提理！”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用刻薄的语言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4、
洪秀全毫不掩饰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5、
后宫妇女失掉了所有人格尊严，一言一行随时都有招致责罚的可能。由于天王宣布过：“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所以妇女们受到责罚时，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便会受到加罪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至少有 3个女人因为挨打时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人至死不认错并且顶撞了天王，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
6、关于《天父诗》
由于洪秀全僻处深宫,足不出户,时人笔记据此推断洪秀全“性淫”、“淫恶”,近有论者也批评洪秀全“多妻纵欲”,这种结论似乎过于武断。笔者认为,多妻制与荒淫纵欲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或者说因人而异,需作具体分析。洪秀全的《天父诗》主要以琐碎的宫闱中事为题,是其私生活的真实写照。该诗集并没有风花雪月之类的内容,而是板着面孔,订立了许多清规戒律,不厌其烦地教训自己的后妃如何恪守妇道和各自的名分,如何遵守礼仪,包括规定“嫂在洗宫(指浴室,引者按)姑莫进,姑理洗水嫂莫进”(第303首),等等。可见洪秀全是真道学,而不是假道学。另据洪天贵福透露,他一共有天光、天明两个弟弟,以及两姊三妹(《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王庆成编注:《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27页)。照此说法,再加上已夭折的第二子和承袭东王爵位的第五子洪天佑,洪秀全一共生有10个子女,其中长、次女和洪天贵福还是其原配夫人和续弦赖氏所生。与拥有后宫80多人相比,这一数字几乎是不成比例。
不过,《天父诗》的格调确实不高。该诗集于1857年出版,共收500首诗,其中洪秀全的诗作占了400多首。这些宫闱诗充其量仅仅表达了作者本人对社会、家庭和伦理的看法,严重脱离太平天国的现实政治,内容苍白乏味。据《天父诗》描述,后宫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内以幼主生母赖莲英(“又正月宫”)地位最尊。这么多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免不了会为互相争宠而暗地里较劲;矛盾一旦激化,便演变成公开的争骂,甚至“暗角暗打人”、“暗打毒打”(第164首)。据洪天贵福讲,他的生母赖氏与第四母余氏便因为闹不和而被其父一并关了禁闭,他那时年纪还小,常为见不到母亲而啼哭(《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31页)。可见洪秀全单为处理后宫纠纷便牵扯了不少的精力,而这仅是多妻制消极作用的一个侧面。
二、忠诚与叛逆——曾国藩、洪秀全之比较
（一）、从科举文化看曾国藩的忠诚之源和洪秀全的叛逆之始
1、曾国藩、曾国藩的科举应试之路
曾国藩，1811年生，湖南人，祖上世世代代务农。4岁开始念四书、五经。1824年，13岁，他参加县试。1826年，15岁的曾国藩开始参加府试。1832年，经过7次艰难的应试，21岁的曾国藩终于夺得府试第一名成为秀才。1824年，23岁闯乡试中举人。
洪秀全，1814年出生于广东省，比曾国藩小两岁，属于同时代人。其家是典型的南方小农之家。5岁进私塾读书。10岁到11岁之间，四书、五经、孝经朗朗上口，倒背如流。1828年，洪秀全参加县试通过了，尔后前往广州参加府试，失败而归。回家后主要做村塾先生。1833年，19岁的洪秀全时再次应考院试，又败。
1834年曾国藩到北京参加会试，败。1836年，曾在会试中再败。1838年，曾在北京是归家无盘缠，住留缺食粮，他只能背水一战。命运终于垂青了他，他通过了会试，于1838年当上了翰林院庶吉士，此时，其儒家入世的功名价值观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他不再是一个子城，而成为了国家的达到一个忠诚的藩屏。
再回头看洪秀全，1837年他23岁，第三次挑战院试，败。绝望之极，重病缠身，并产生了反孔尊耶的幻觉。1843年，他第四次应考院试，又败。此时他内心里充满了对价值剥夺加以补偿的要求。正由于此，《劝世良言》这异质文明的微小刺激竟对洪秀全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第一，他抛弃了走科举道路跻身于精英阶层的想法。第二、他在强烈的个人不满的状况中从基督教那里找到了补充价值剥夺的出口。第三、他开始借助外来的宗教力量来否定当时的政治权力。就这样，科举文化的巨大压力，在洪秀全这里成为了他反抗强权、反抗社会的内驱力，叛逆知识分子由此而生。
2、曾国藩、洪秀全科举应试之路的文化意蕴
1、科举是中国古代农民出人头地成为统治者的唯一正途。
对于中国古代农民来说，知识分子的仕途之路是他们唯一的可见可闻可追求达到的生活典范。A.格朗西斯在《格朗西斯选集》中说：“农民总是至少要把一个儿子变成知识分子或阔少爷，依此提高家族的社会性序列，并总希望靠与其他阔少爷的姻缘关系提高家族的经济生活水准。”所以农村是封建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农民身为被统治阶级，又不断地产生出统治自己的知识分子。
2、科举为国家不断生产制造出体制内知识分子，并使之成为维护国家的忠诚藩屏。
在古代中国，精通古典、擅长诗文的人被看成优秀分子。而科举正是选举优秀分子的制度。从原则上说，科举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无论是谁只要学有所成，就有可能升到除皇帝以外的认何一个位置。就这样，通晓儒学的、经科举考试被选拔出来的精英知识分子用学问打通了权力，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这种制度对广大农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正是这种制度不断地再生产着体制内知识分子，并使他们成为维护国家的忠诚藩屏。
3、 科举、名利、仕途的三位一体的特征，使绝大多数在科举考试中失利的农民知识分子终其一身都郁郁不得志，而其中的极端者则会变成体制外知识分子，成为国家的破坏者和颠覆者。
4、相关链接：洪秀全和曾国藩都是有学养、有强力、有大欲，能成就大业之人，在科举之途中，如若是曾国藩落马了，能保证他不成为反抗政府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吗？而如若是洪秀全中举了，我们能不想象他会成为曾国藩这样的满清王朝“同治中兴”的“第一名臣”吗？
（二）、曾国藩内圣外王的忠诚文化取向与洪秀全杂糅矛盾的叛逆文化取向
曾国藩、洪秀全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汇、选择的历史巨变时期，他们都是由古代向近代转变过渡，中西文化交锋时处于颠峰浪谷的精英人物。就曾国藩而言，作为儒家学者，他可谓是传统文化养育的宠儿，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作为权臣，处于政治—军事一一文化舞台的中心，身系朝局安危之重。这双重身份使得他在来势汹涌的西洋文明面前不能不仔细考虑如何迎拒。就洪秀全而言，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他对传统文化既否定也依靠，对西方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既利用又歪曲。因此，对于曾氏和洪氏身上所体现的两种文化之间同化与异化、内化与外化的特殊文化取向的检视和研究，确实具有“活标本”的意义。
1、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洪秀全既否定又依恋,曾国藩既维护又超越。
曾国藩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修、齐、治、平，一秉之礼.要求“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第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要求“才须学，学须识，”善于教海、甄别、保举、起报自己的部属;考核部属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坚持德才兼备，更注重德，用人之术，在于各尽所长。第三，俭朴以养廉，勤劳以尽职。提倡“崇俭朴以养廉，”“习勤劳以尽职。’，要求官员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戒傲情以正俗”.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按理学家“诚意修身齐家治围平天下”的公式奋斗不息的一生。 从而,在洪秀全大规模扫除偶像、否定传统文化的时候,曾国藩加紧整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以调和汉宋之学,泛采百家,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竖起礼学经世的大旗,以公开捍卫的姿态进行文化重建工作，并形成了独立的思想体系，成为近代中国统治阶级中承上启下的中坚人物。就其思想体系中的某些策略、原则、措施而言，抽去其封建地主阶级性质，对于认识、研究当代中国实际问题，也还是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借鉴的。
洪秀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带有封建帝王的陈腐性。洪秀全在建立太平天国的实践中,接受了儒
2、 洪秀全对西方文化中宗教神学等予以改造利用却缺乏全面认识;曾国藩对西方精神文化加以抵拒的同时又对科技为主的物质文化予以认同。
失意于科举、对中学感到厌恶的洪秀全,是怀抱愤懑叛逆之心来了解和对待西学的;科途顺畅、热爱中学的曾国藩,则是在战争中亲身体认到西学的长处而倡办洋务运动的。相对于洪秀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而言,曾国藩的西方文化观及其具体认同的实践活动要务实得多,其效果也更为明显,并且适应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特有轨迹。这一点,正是洪秀全遭失败、曾国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一）、《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拜上帝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参加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只有短短5年多，但却是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被称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最开通的中国人”。洪仁玕对太平天国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曾提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和措施，他的思想比较集中系统地反映在他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中。
《资政新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其内容广博新颖，涉及政治、经济、法制、外交、社会习俗、新闻邮政、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方案。
1、 以强化中央集权和建立一个廉洁、稳定的行政体系为主旨，带有朦胧的近代民主思想的政治改革方案。
在主张集中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建议设立带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新闻官”(类似监察官)、“新闻篇”(报纸)、“暗柜”(检举箱)，使“民心公议”能“上下情通，中无塑塞弄弊者”。
2、 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
《资政新篇》中最为重要和新颖的内容是其经济部分。在该书“法法类”所草拟的法例中，经济类条款排在前列，它们汇总起来便构成了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保险事业，开办工厂，开发矿藏等。一切皆提倡私人创办，奖励创造发明，实行专利制度。 他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提出要兴建联络全国各省的21条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又辅之以郡、县、乡公路，“通车马之利”。又“兴舟揖之利”，疏通黄河、江淮水道，既以防凶旱水溢，又便利水陆交通。国家要设立邮亭，“以通朝廷文书”，允准“富民”于每隔20里设立一个书信馆，“以通各地家书”。 他奖励开采金、银、铜、铁、煤、唬拍、玻璃、美石等矿，和制盐、采蝗壳等事业。准允私人投资开办，允许采取雇佣劳动制度。“总领”“招民采取”，所获利润，按下列比例分配:总领获20%，国库获20%，采者获60%。 他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提出要兴建联络全国各省的21条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又辅之以郡、县、乡公路，“通车马之利”。又“兴舟揖之利”，疏通黄河、江淮水道，既以防凶旱水溢，又便利水陆交通。国家要设立邮亭，“以通朝廷文书”，允准“富民”于每隔20里设立一个书信馆，“以通各地家书”。 他主张奖励科技发明创造，实行专利保护。他认为火车、轮船、电火表、千里镜以及其他种仪表的功能，乃是“正正堂堂之技”，绝非什么“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是“永古可行者也”。要人们把科技当“中宝”一样珍贵。有能造“精奇利便”的“器皿技艺”者，准予专利，“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一限满准他人仿做”。 他鼓励兴办银行和保险事业。准许“有百万家财者”兴办银行，发行“银币”即纸币。也准许“三四富民共请立”。他介绍保险事业的好处说:“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己不致尽亏。”
3、中西合璧的法制思想
法制部分是《资政新篇》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内容。该书“法法类”部分借鉴外国在立法方面的经验，共草拟了29条法例，内容包括经济、行政、社会改造等，打破了中国传统法律以刑法为主的框架。其主要观点是度势行法，以法治国，同时又强调教法兼行，先德后刑，从而形成其独特的中西合璧的法制思想。
4、以移风易俗为主旨的社会改革方案
《资政新篇》所设计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因此，如何改变人心风俗便成为该施政纲领所关注的问题之一。主要内容有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禁止溺婴、买卖人口和鸦片;改革文风提倡“文以纪实”等等。
5、新的国家观念和外交政策
洪仁玕批评了“拘拘不与人交接”的现象，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均应以信义平等相待，不得妄自尊大轻侮对方，从而招致无谓的争端。同时把外交政策归纳为两许、两禁，即允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优先前来自由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允许传教士和科技人员入境指导，但不得毁谤国法，可谓不卑不亢。
总之，《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二）、《资政新篇》在近代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问世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同早期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士相比，他在向西方学习方面已上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1、 与早期先进人士相比，洪仁玕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早期国人获取世界知识的渠道十分有限，主要借助于编译、研究中西文资料和人物采访，缺乏直接的感性认识，故而难免带有管窥蠡测的缺陷。例如，《四洲志》便是有林则徐根据英人著述主持编译而成，魏源在此基础上扩编成《海国图志》；徐继畲在编撰《瀛环志略》时则参考了大量的中外官私文献，并对中外人士进行口述采访。相形之下，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亲身感受和考察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所移植过来的资本主义施政纲领，并作为教会中人与洋人朝夕相处。因此，洪仁玕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
2、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远远超越了地理志的层次，是作为施政纲领提出的。林则徐、魏源、姚莹、梁庭楠、徐继畲等人均是经世致用思想的推崇者，他们的著作开风气之先，大力介绍外国史地人文，具有启发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意义。但是，这些早期启蒙著作主要局限于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认识外部世界。至于为何要学习西方？学习什么？如何学习？除魏源有所论述以外，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作出直接回答。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远远超越了地理志的层次，它一开始便是作为施政纲领提出的，对上述问题均作了较为系统的正面回答。
3、 《资政新篇》是当时国内最为完备和先进的近代化方案，标志着近代国人在如何学习西方这一时代命题上已上升到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
4、 与洪仁玕相比，早期改良派就每一个体而言，其思想在系统、完整和深度方面并不优于前者多少，某些方面—如对法制建设和改造人心风俗的关注程度——甚至还相形见绌。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思想在总体上无疑已超越了洪仁玕。尤其是王韬、郑观应等人还明确赞许西
（三）、“西方体验”与《资政新篇》
为什么在认识西方、学习西方方面，《资政新篇》能够代表19世纪60年代前后国内的最高水平，我以为这跟创作主体的“西方体验”有密切关系。
从塾师、基督徒到太平天国的总理大臣，这是洪仁玕的人生三部曲。其中，通过第一次角色的转换，洪仁玕完成了其自身知识结构的重新组合。在此之前，洪仁玕虽在洪秀全的影}}向下接触到零星的基督教知识，但他的人生志趣并没有囚此而发生质的改变，依旧而设帐授徒，而醉心于博取功名。金田起义爆发后，洪仁玕投奔太平军末遂，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洪仁耳正式受洗入教，接受了系统正规的基督教训练，成为名较为纯正的基督徒，并在香港教会中供职达数年之久，与洋人朝夕聚晤。在日后撰写的《资政新篇》书中，洪仁耳逐罗列了各邦与他“相善”之洋人的名字，总计提到22人，包括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米上威”(T.T.Meado\vs，译“密迪乐”)。以此为契机，洪仁耳广泛接触、了解了基督教之外的其他西学领域，耳濡目染了英国在香港所移植和建立的近代文明，亲眼目猪了香港的变化和发展。这 切都对洪仁玕触动很大，使他的内心世界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从一个屡试不第的旧式士子转变为名热衷西学、讲求时务的早期新刑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包括苏俄共产主义）始终是至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最高的学术问题和政府问题，也是我们思想史的根本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方式、方法、理论及其成果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在这里我只想就“西方体验”与《资政新篇》这一线索来检视一下“西方体验”与中国近、现代化的关系。
包括社会价值、文化选择在内的人类文化现象的转变，归根到底可以说就是体验——包括体验内涵与体验方式——的转变，这是西方20世纪思想家与美学家的一个主要发现。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认为“心态气质（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转型更为根本”。王一川也说：“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人们（无论的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的现实生存体验密切相关的。这是比任何思想活动远为根本而重要的层次。现代性，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体验问题。”在刘小枫、王一川等人看来，现代性的源头或地面就在于现代性体验的形成。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转变作为一场“总体转变”，归根到底要体现为人的“体验”的结构性转变。正是在基于这种认识，我以为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的出现及遭遇有标示性的意义。
1、 从日常生活到观念形态的“西方体验”激活了洪仁玕的思想文化意识，进而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整合出一种新的思维观念和社会发展观。可以说，洪仁玕是第一位融入进了西方文化，具备了深刻的“西方体验”，同时又把这种体验返回本土，发现中国“需要”的“最高统治者”。而从基督徒到王爷的地位巨变又可使他体验想象到的新的社会图景得以用施政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他的《资政新篇》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崭新的近代化纲领。
2、 中国人的“西方体验”始终不会是“西方体验”本身，事实上，这种“西方体验”在任何时候都包含这一组基本的关系项，即西方/中国。所以，如何把先天的中国体验与后天的“西方体验”这两种不同质的体验之流勾兑成自足圆满的鸡尾酒式的新型体验，并相应地构建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精英分子一直孜孜以求的。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模式，是建立在对列强侵略怨愤的间接体验上，故而局限于现代性的方式之一技术重心的建构。洪仁玕在流亡期间，一直留心考察西方社会，“到香港本为避祸隐身，并用意在夷人风土，并不为名利计”。正是基于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和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和认识，洪仁玕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渴望中国也能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与番人并雄”。广阔深切的“西方体验”契合进“奋为中地倡”的情结，使得《资政新篇》从政治、经济、法制、外交、社会习俗、新闻邮政、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设计了一个“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他的这个未来新国家虽然到1930年才重心公诸于世，但我们仍然要说，其“新国家”的想象在当时是最新的，在今天也仍对我们有一定的吸引力。
3、 在现存史料中，时人（不含西人）对《资政新篇》内容的评述（无论褒贬），洪秀全批语和曾国藩机要幕僚赵文烈日记是仅见的两段文字，可见国人反映之寥落。太平天国败亡，此书遭禁。因此，这部充满了时代气息的著作既未能在天平天国内部化作征伐江山的动力，也没有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任何影响，它只是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这种曲高和寡的现象恰恰说明，当全民由于社会、历史、生产力等原因还处于古代体验时，个别的先觉体验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众进行启蒙确实有待进一步探讨。这种现象还说明，民众基于日常生活、生存境遇、生活方式的体验转型，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的源头，也是精英思想家被民众接受并以其思想文化资源引导民众进入新的思想层面的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