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日记体小说：一种非典型小说的形态和话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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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非典型小说”是与典型形态的小说——本文有时简称为“典型小说”——相对应的一种小说类型。它打破情节模式，偏重于主观抒情；在文体上具有模糊性，通常表现出文体融合的特点。“五四”日记体小说作为“非典型小说”的一个典型范例，将日记的私密性和小说的公共性融为一体，构造了独特的话语形态。它重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我”与“世界”的对话方式：“我”看“世界”是以社会全体代个体自我；“世界”看“我”是以个体自我代社会全体。这样，它用极具主观性、隐私性的个体情感，实现了对普泛性、公共性的社会话语的言说。 【关键词】非典型小说 形态 话语 一、小说形态：从典型与非典型谈起 几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相对而言的“典型”和“非典型”①的文学样态。在典型与非典型的文学样态之间，充满着巨大的张力乃至合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与合力中，中国文学走到了现在。 中国小说的发展也是如此。就与其他文学样态的关系而言，它经历了从“非典型文学”到“典型文学”的转变；就小说自身的形态而言，它亦显现了“典型小说”与“非典型小说”的互动、转化和变异。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诗歌一直是唯一的典型文学样态。小说出现后，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非典型文学的境遇。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小说自身的演化中，也一直存在典型小说与非典型小说之别。 鲁迅在探讨小说起源时谈到，人在劳动时，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人在休息时，又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②鲁迅的看法道出了人们普遍认同的事实：小说起源于“说故事”，且长期以“说故事”为小说的典型形态。 所谓“说故事”的小说，即以说故事为主体，以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尾声为基本结构的小说。它主要包括虚构和叙述至少一个故事，讲究情节铺排，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人物必须活动在一定的环境背景中。在中外小说的发展中，“说故事”的小说，曾一直被视为小说的经典或典型形态。 中国古代小说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早期形态有谈神说鬼的“志怪小说”和记录逸闻轶事的“志人小说”。唐代，以传奇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小说进入自觉时代；而“说故事”，则成为这个自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小说观念。至宋人编《太平广记》，搜集自汉至宋初的琐语小说，共五百卷，仍把毫无故事性的书排除在外。元末明初文人模拟话本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基本上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的经典形式。明清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进入高潮期，将以故事情节为框架、以人物刻画为目的的中国古代小说推向成熟。 西方近代小说的萌芽则见于民间故事、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无论是开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先河的《十日谈》，对欧洲小说发展有过深远影响的《小癞子》，还是被公认为近代小说开山作的《唐吉诃德》，基本上都是在讲故事。作为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学样式出现在18世纪的近代小说，大体也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寓言故事。近代西方小说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达到高峰，它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中心，注重情节的展开、事件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 这种典型形态的小说被尊为小说的主流，一度成为小说创作的文体规范。然而，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不可能圈地为牢。小说尤其如此。“小说这个文艺类型（genre）最富有弹性，能容纳别的类型（如戏剧、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如书信体、日记体）；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开拓新领域，打破旧传统。”③于是，就出现了与“典型小说”相对而言的我所谓的“非典型”小说。 例如，西方就一直存在书信体、日记体小说的潜流。其源头可追溯至理查生的《帕米拉》和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并于18世纪和20世纪分别出现了两次创作高潮。我们可以从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找到某种端倪。18世纪末，浪漫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声势浩大、遍及全欧的文艺运动。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偏重于抒发作者强烈奔放的主观感情，着重描写对事物的内心反应和情绪体验。作家直接抒发感情，日记和书信是最便捷的方式。它们摆脱故事的束缚，有利于写作者进行自我表白和情绪宣泄。另外，19世纪后现代小说呈现繁荣景象，散文化小说、心态小说、意识流小说相继出现。它们一反传统典型小说对外部世界、尤其是情节结构的注重，转而聚焦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情绪心理的内涵和逻辑。笔者把所有这些与传统典型小说有别的小说形态，称之为“非典型小说”。 “非典型小说”的特征之一，是颠覆了在小说起源和小说主流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故事中心性”，代之以“情绪中心性”。非典型小说表现出“反情节”甚至“反故事”的倾向，审美的焦点和重心转向自我及其感觉和情绪的表达；一些非情节的因素得到强化，诸如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或情感意绪，记叙日常生活中毫无曲折生动性的细微琐事等。 “非典型小说”的另一个特征，是消解了小说同其他非小说文体乃至非文学文体的界限，在体裁、样式等方面，呈现出“模糊性”或曰“之间状态”。非典型小说既可产生于与其他非小说文体——如诗歌、散文——的结合中，亦可产生于与其他非文学文体——如书信、日记、传记——的融合中；形成目前所见的“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叙传小说”等多种非典型小说样式。 更重要的是，典型小说与非典型小说的对立和转化，既属于审美的范畴，也属于历史的范畴：在中国小说的发展长河、尤其是现代转型中，典型小说与非典型小说不仅始终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而且在不同时期乃至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本文着重阐释的日记体小说就具有这样的性质。 一方面，相对于古代小说的经典形式或现代小说的主流形态而言，日记体小说显然具有“非典型性”。所谓“日记体小说”，顾名思义，就是日记体裁的小说。或曰，其“形”为日记，而“质”为小说。它兼具日记与小说两种文类的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讲，日记体小说相对于一般小说的“纯粹性”和“经典性”而言，具有“非典型小说”的基本性质。 另一方面，相对于整个中国小说的演进和发展而言，日记体小说又无疑以自己的“反经典性”和“多元性”，而为现代小说的诞生、尤其是其多元品格和多元样态的赋形，提供了一种契机，一种转换和转型的动力。从今天的角度俯瞰历史，可以发现：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典型样态乃至经典作品中，又当包括“日记体小说”这种“非典型”的类别和形式。 如果把“非常规”也宽泛地理解为一种“非典型”，那么可以说翻天覆地的五四时代，也是一个“非典型时代”。 非典型时代，或许必然产生非典型文学乃至非典型小说。于是，这也许就不是巧合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小说的历史，竟然肇始于“狂人”的十三则日记！换言之，《狂人日记》不仅颠覆了几千年来视为经典的儒家意识形态，而且消解了几百年来中国小说的典型体裁样式、叙述模式和话语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小说的新局面由是打开。 不仅如此，从“五四”而至30年代，日记体小说成为当时文坛一种独具风貌的文学景观。无论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是庐隐的《丽石的日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等，日记体小说在风姿百态的“五四”文学乃至“后五四文学”中独树一帜，并以自己的“前卫”和“另类”姿态激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响、社会的刮目相看。 二、话语特征：在公共与私密之间 相对于占主流地位的典型小说而言，“非典型小说”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也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和争议。一方面，它显示了对传统的叛逆和锐意求新的气魄；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被认识与认可的难题。这样，以“五四”日记体小说为个案，解析其话语策略、话语形态，有助于举一反三，廓清对一般“非典型小说”独特价值的体认。 日记体小说采用日记的结构形式，或断或续的日期成为其标志，具备日记写作的心理期待和叙述角度。另一方面，它又绝不等同于私密性极强的个人日记：小说体裁的规定性和供读者阅读的目的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公开的文本。所以，日记体小说的话语形态始终受制于“公共”与“私密”这两极之间的张力，并因为这种张力决定着自己的话语策略。 （一）话语策略的选择 任何一种新思潮在其滥觞之时往往都具有“非典型思潮”的特征——因为它们是非经典、非主流和非常态的。“非典型思潮”乃至“非典型意识形态”的表达，又常与“非典型话语”相互支持和印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非典型文学、非典型小说的出现，本身就具有话语权力乃至话语策略的价值和意义。 1．话语权力的获取 小说的革命始于一批敏感的文学先驱，他们肩负着扭转人们的审美经验和思维模式的重任。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微不足道，必须被社会赋予一定的权力才能发挥作用。小说本来就不是中性的载体，而是意识形态的符号性表述。文本也不仅是反映意识形态的一面单纯的镜子，而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两者互为实现，互为建构。我们考察小说的革新，不可避免要揭示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权力”问题是福柯在研究疯狂、监狱、文化、现代化发展时所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他一反过去所谓的权力就是禁止或组织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的说法，将权力看作一种网络关系。他要追问权力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和机制，并发现权力赖以实施并促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④文学也是伴随着权力机制产生的，这一权力机制由话语环境、历史阶段、和文化状态共同织就而成。一个特定时期能促生一场特定技巧和形式的革命，无疑是从话语权力中获得了可能性。 “五四”是消解权威的时代，是除旧立新的时代，是自由言说的时代。看似“无权”的“有权”，给予作家最充分的自主性、个体性和自然性。个体摆脱权威的注视和权威话语的包围，正如福柯所希望的，“人们在其生命中发现一种新的音调，一种新的观看的方式，一种新的行为方式”⑤。作为一种新的观看的方式，“非典型小说”的出现，摧毁了传统“典型小说”的既有话语系统，消解了使这种话语系统成为可能或负载于中的既有文化、既有价值观念。于是，从话语策略、话语权力的角度看，“非典型小说”本质上便具有反正统性、反同一性以及反强制性的颠覆功能。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形态，“非典型小说”自身亦具有文化和意识形态表达方面的强制性和同一性，自身便意味着一种新的话语权力的获取和确立。由是，不仅构成了对既有意识形态的反驳和既有强权的消解，而且，极大地有利于新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乃至意识形态观念的建构和确立。 或许正因为如此，“五四”时期小说领域“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第一声惊雷，来自于极具“非典型”色彩的《狂人日记》。由此推演开来，事实上，在整个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转型中，五四白话文运动、五四新文学革命，相对于此前占据正统和经典地位的语言（文言文）和文学（旧文学）而言，本质上都具有浓重的“非典型”的意味。 2．话语策略的运用 “五四”作家选择“非典型小说”这个新的类型，而非中国传统小说中发展成熟的章回体形式，正是五四时期一种极有意义的话语策略，是文学、文化乃至意识形态转型的必然要求。它试图消灭传统社会的各种成规，毁灭旧道德、旧思想和旧文学，引起人们对新道德、新思想和新文学的注意和需要。它经由最醒目的形式变革，实现内在意义的转变。 典型形态的小说往往以第三人称和简单过去时为标志。它重在叙事，文本总被浓缩成有序的内容，在有始有终的叙述中寻找到满意的答案。这意味着人与世界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实际上将关系的两极完全固定下来，体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规则。 “非典型小说”以自我中心与内在自我的表现为标志，重在话语本身。它“将目光转向我，转向此时此地的心灵”⑥，从自我情感出发，然后才是理性的有判断力的人。心理状态的在场任何时刻都可以扰乱理性的存在。这意味着人与世界的自主关系。自主关系实际上就是自由，是开放的多元的结构。 改变思维方式，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正是“非典型小说”从形式的突破入手要达到的目的。以此观之，它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中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狂人日记》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选择了新的小说形式——日记体，配合“‘吃人’的历史”这一惊世骇俗的发现，给读者极大震动。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⑦同样是表现反封建的主题，鲁迅没有像在其后的《孔已己》中那样，采用典型小说的形式。反封建主题在文学，特别是小说中已屡见不鲜。《狂人日记》如果不摆脱传统叙述手法的模式，很难注入新的活力，也无法开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因为鲁迅深刻意识到：“我们中国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既是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⑧唯有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才能使“思想革命”的启蒙收到切实的效果。以日记的形式来写小说，正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日记与小说原本水火不相容。日记意味着绝对的真实，小说以虚构为本；日记是自我的审视，小说是他人的视点。两者融合，使鲁迅获得独特视角，达到了前辈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并为同辈及后来者提供了新的视阈。小说借用日记，叙述“我”的情绪。“我”和“蒙昧众数”的错位，“吃”与“被吃”的错位，日记和小说的错位，充分表达了对一切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审判和弃绝。 （二）话语形态的确立 话语权和话语策略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话语形态上。当一种新的小说形式逐渐被认可之际，也就标志着一种新的话语类型正在确立。考察整个“非典型小说”的话语形态是相当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因为它以不同于典型形态小说的开放性容纳了多种文体样式，导致没有整齐划一的形态模型。笔者还是将该课题聚焦于“五四”日记体小说。 日记体小说既非单纯的宏大叙事，也非一味的个人倾诉。作家既孜孜于当下自我心灵的遭遇，又不可避免地将笔触伸向时代的敏感处。因此，日记体小说必须在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结合地带求生存。这是日记体小说遇到的难题，也是它在特殊时代里的机遇。 1．个体与社会的转化 封建社会里，个体淹没于群体，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群体又被一套社会秩序所规范。“五四”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个性化时代，但人们又往往将个性解放推至极端，一味强调自我。自我周围的一切都成了阻碍和束缚，个体冲绝重重罗网，以期实现绝对自由。其实，“五四”的个性化与整体性并不冲突，个性解放既是个体的现代意识，也是公众和社会的现代意识。重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首先摆在人们面前的任务，也是新的文学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五四”既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也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代名词。但它并非被抽干现实内容的苍白空洞的概念，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具体而微的个体存在。因此，应当将个体的内容注入社会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强调社会中的个体，同时还要强调个体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既可以借助众多的人物表现轰轰烈烈的社会事件，也可以集中关照个人的内心世界——后者将同样以自身的价值吸引社会的眼光”⑨。 小说家创作时，自觉地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开拓表现空间。他们先返回个体，调动活灵活现的个人生活及真实准确的个人经验，使读者能感同身受地进入叙述者的生存世界，实现生理、心理上的同构对应。这是作为“他人”的读者能够关心作为“别人”的人物的唯一理由和动力。同时，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都将通过种种中介贮存在人物中，构成相应的思想、意志、情感、愿望和行动。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并不以个体为叙述的最终目的，而是以此为构架，传达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经验和社会意识。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五四”日记体小说尤为隐秘，容易造成对日记体小说的误解。日记体小说往往被框定在个人倾诉性文学的圈子内，在肯定其真实可信的同时，也指责其视野的狭小。日记，属于个体的个人性文字；小说，属于公众的社会性文学。日记体小说是两种文体的渗透和结合，并非以其中的一种来消解另一种。日记与小说，一内一外两种特质的文体形式，构成日记体小说伸缩自如的运转能力。 实际上，“五四”日记体小说表现内心的骚动和情绪的起伏，尤契合于“五四”前后这个特定的时代。它以相当内在化的形式和个体性内容，揉合了外在化的行动和社会性内容。个体精神和心理发展是日记体小说的脉络和主线，社会意识和风云变幻是其支撑和灵魂。没有个体，日记体小说就缺乏存在的支撑；没有社会，它将失去长久的生命力。 2．两种形态：“我”看“世界”与“世界”看“我” 日记体小说以“我”为叙述主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直接体现为“我”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古典小说中没有独立的“我”，小说家强调“世界”。“我”消融在“我们”中，“我们”又从属于“世界”。“五四”日记体小说中，“我”被赋予终极的价值，与“世界”平等。小说家强调“我”的“世界”和“世界”的“我”。他们对“我”与“世界”的位置作出两种安排：一是以“我”看“世界”为主；一是注重让“世界”看“我”。⑩ “我”看“世界” 以“我”看“世界”，“我”是固定的视点，站在“世界”的中心。随“我”的目光所及，“世界”的每个侧面依次呈现。因此，这个“世界”既囿于“我”的视野，又超越了“我”的局限，它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缩影，具有深广的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与新小说家用日记体小说记录“我”的见闻有本质区别。新小说家笔下的“我”只是一个媒介和工具，履行着导游的职责，让读者跟他去游览大千世界。“五四”日记体小说中，“我”的内心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感情，对于自己的身份和角色都有十分肯定的信念。“世界”成为“我”心灵投影中的“世界”。 《狂人日记》最具代表性。它的落脚点不在“狂人”自身，而是“狂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说，并非“狂人”的性格或情绪发展将我们吸引，而是“狂人”对身边之人的透视和对历史的审查令我们震惊。“狂人”遭群起而攻，路人、邻居、家人，甚至连狗也串通起来，他们的眼色、行动、语言无不隐藏着密谋吃人的意思。“狂人”又对历史重新审查，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厉声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他痛心疾首地自悔：其实，“我”也一直在吃人，只不过不自知罢了；“我”也一直在阅读历史，只不过安分老实从不怀疑。但当“我”患上“迫害狂”的病症后，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全部暴露出来。如果不是用“狂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依旧风平浪静、无可指责；如果不是由“狂人”的日记来记录，无处容纳这番“荒唐之言”。显然，这个“世界”是被“狂人”主观化了的世界，与习惯所认定的世界有很大的距离。 《路上》（洪灵菲）以一个女兵的战斗日记来叙述一段战争。这是一支为被压迫的人们争自由的军队，在“有了四千余年历史的古国里算是第一次出现的”；“我”和二三十个姐妹组成的女兵救伤队，“也算是第一次在军队中出现的”。以全新的军队中的女兵的视角来反映战争，无疑是一次新鲜的尝试，也带来新的体验。“我”眼中的战争由一幅层次分明的图画构成：可爱的小妹妹、令人鄙视的虚荣女子；冲锋的兵士、让人崇拜的死者；欢乐的歌声、软弱的哭泣；胜利的旗帜，失败的惨状；美丽的月色和星光、严酷的烈日和风雨。残酷流血的战争，因为正义的力量充满了光辉，也因为女人的加入充满了情调。 《一个军官的笔记》（冰心）也是用日记写战争，但完全是另一种口吻。家人送别时无一句激励的话，朋友遇见时冷笑不理，队伍出发时“惨默无声”。因为“师出无名”，战争的功用无非是“我打死了人家，人家打死了我”，结果无非是让亲人生离死别，性质无非是“不人道”、“无价值”。偏偏敌军的队官是“我”的哥哥——伯父的儿子。一对儿时的伙伴、相亲相爱的兄弟，在战场上相见、对峙、残杀、伤亡。战争的愚钝、无情、冷酷、血腥跃然纸上，让人在悲痛中怒斥战争的罪恶，渴望爱与和平。这种差异和鲜明的对照，正是由于用了不同身份的“我”的眼光看世界的结果。 这一类“五四”日记体小说中，叙述者“我”的性格并不鲜明，形象也不丰满，读者只能见其音容笑貌的大致轮廓、心理情绪的片言只语。“我”是写日记的主体，是“世界”进入日记的依托和渠道，但不是叙述的着眼点。然而，“世界”的一幕幕都是“我”所亲历，并在个性化的日记中叙述出来的。这不是一个纯然客观的外在世界，而是反映在“我”的心理屏幕上的体验的世界。“我”眼中的“世界”褪去了僵硬、虚伪的外壳，露出平时不易为人察觉的生动丰富的一面，使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呈现出立体化的格局。 “世界”看“我” 让“世界”看“我”，“世界”将聚光灯投向“我”，焦点集中于“我”。“我”的每一次情感波动，每一次思绪飞跃，每一次灵魂震颤，都被定格放大、纤毫毕现。“我”在一个自足的环境中，去掉伪装，只有紧紧围绕自己的一片意念，爱“我”所爱，憎“我”所憎。这样，个体的私人经验从社会道德、伦理理性的遮蔽下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 这种个体经验又是公共经验、群体意识的提炼。个体性背后潜藏的公众性和社会性，深深地吸引读者发生身份置换，彼“我”与此“我”合而为一。“我”既是“我”，也是“全体”。“五四”日记体小说取道于个人的生命体验，进入一个时代人们共通的生命意识，因为“恰恰是最个人的才是最为人类的”11。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把自己仔仔细细地写进日记，没有刻意的选择和整理，没有一丝犹豫和顾忌。打开莎菲的日记，我们眼前出现一个百无聊赖的女子：在冬天刮风的天气，“我”先为起床的事想了好一会儿，接下来煨牛奶，看报。这是莎菲真实的生活记录，它一点也不陌生，我们何尝没有诸如此类的处境和心态呢？是莎菲替我们说出来了。这种感同身受吸引我们走进莎菲的情感世界，渴望从莎菲身上获取自己的心理写照。我们紧贴莎菲个人的情感生活，看到了一个大胆追求情爱、热切神往情欲的女性。她既自甘堕落，又自怨自羞，在矛盾与煎熬中无以自拔。莎菲的所有行为不过是任自己感情指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需顾忌别人的看法、说法，除了自己，谁都没有评判的权力。视一切规约和制度如草芥，以个人性情为至尊。这不就是最本质的生命追求吗？ 《父亲》、《丽石的日记》、《蓝田的忏悔录》是女作家庐隐的力作。《父亲》中的“我”爱上了自己的庶母，但苦于道义和情感、现实和梦想之间不可冲破的障碍而彷徨无着。《丽石的日记》写“我”选择了同性的恋爱，但因对方不能坚守这份感情，“我”无法适应现实，生病而亡。在《蓝田的忏悔录》里，“我”从包办婚姻的牢笼中冲出来，但又在自由恋爱中被欺骗和愚弄，深味人间的世态炎，贫病交困。这些“我”都是“五四”的“时代儿”。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12。 这一类“五四”日记体小说中，“我”尽情地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我”眼中只有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我”的日记就是“我”的一方圣土，在此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自主。但这些文本又不仅仅是传达个人情绪，而是从自我细密的感受出发，“通过个体心灵天地的无尽探测来不断为我们开拓/发现生命的可能性空间”13。生命本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它是由个体人生那些细小芜杂的生活琐事和情感碎片构成的。小说关注个体，便落实于对各种细节的体味。伍尔芙说：“很多的感触、敏锐的理解仍然无济于事，除非她能由暂时的、个人性的东西中铸造出那持久不倒的建筑物。”14这一类日记体小说正着力于穿透个体的行为现象，深入到生命的本质层面，领悟人性的深度，从而获得永恒的价值。 由此可见，“五四”日记体小说中，“我”看“世界”是以社会全体代个体自我；“世界”看“我”是以个体自我代社会全体。个体的生活和情感是手段也是目的，社会的状况和意识是背景也是目的。由此，“五四”日记体小说得以用主观性、隐私性的个体情感，实现了对普泛性、公共性的社会话语的言说；也得以使个人性、私密性的日记形式与大众性、公开性的小说体裁相生相成。 【注释】 ① “典”，《说文》曰：“五帝之书也。”其基本义有“经籍”，“常道”、“法则”，“法令”、“制度”等。“型”，《说文》曰：“铸器之法也。”其基本义有“模子”，“类型”、“式样”，“法式”、“楷模”等。“典型”一词，其最一般的词义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由此可见，典型一词，总与作为模式、常道、定型、式样乃至代表性的事物有关。而“非典型”的含义则正好相反。本文大多在上述最一般和基本的含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02-3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杨绛：《关于小说》第2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④ 王岳川编：《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第2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张国清：《中心与边缘——后现代主义思潮概论》第1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 罗纳·马丁斯：《日记小说与当代小说：麦克斯·弗里斯、米歇尔·勃特、多雷斯之研究》第78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⑦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⑧ 鲁迅：《热风·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第3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 南帆：《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第62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7年版。 ⑩ 此处借用了徐岱在《边缘叙事》（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中使用的概念名称，但内涵由笔者进行了更改。 11 陈染：《陈染对话录》，《陈染文集2·沉默的左乳》第24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2 未明（茅盾）：《庐隐论》，《文学》第三卷第一号，1934年。 13 徐岱：《边缘叙事》第12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14 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第91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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