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原理》 读书笔记

符号学原理(1964年)

读书报告

“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

——苏姗·桑塔格①

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是以信息为中介的，“从信息科学的立场出发，传播无非是信息的传递或信息系统的运行”②，而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因此符号在交流传播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新闻传播可以说是“符号的艺术”，因为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传递信息、宣传观点、表达情感都必须通过符号来实现，同时又在一定的符号中才能获得定型。因此，符号学的研究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当代符号学研究方面，罗兰·巴尔特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他深得索绪尔学说的精髓，并且对其符号理论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巴尔特的著作《符号学原理》则被誉为“索绪尔语言学简洁定义的最好阐释者，符号学研究上的教科书”，具有建构符号学理论的价值。他的成就一方面来自于其新颖的符号学思想，而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利用符号学观点探讨了大量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他对许多有关大众文化（如服装系统、饮食系统以及汽车、家具系统等）和大众传播问题的符号学进行了论述。

《符号学原理》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的符号学基本概念，同时清晰地梳理了符号学的主要理论，并将符号学原理按照结构语言学分为了四大类：Ⅰ.语言和言语；Ⅱ.所指和能指；Ⅲ.系统和组合段；Ⅳ.直接意指（外延）和含蓄意指（内涵）（二元分类法）。

通读全篇后，我认为有如下几点与我们今天的交流传播学的学习有着紧密的联系。

1、 关于语言结构的社会规约性与系统性。

巴尔特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是以语言的“多样性和杂乱性”为出发点的，从而提出了语言系统是“纯社会性对象”③——即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须的规约系统，它与组成它的记号的质料无关。“语言结构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别人决不可能单独地创造它或改变它。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契约，只要人们想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完全受其支配。此外，语言结构是自主性的，因此，人们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它”。④

语言结构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要得以实现，就必须遵守（使用）共同的或相近的语言的法规——即语言结构。因为语言的社会性部分已经形成了“集体性的契约”，个体的人要在集体中生存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利用这套“规约系统”，以实现自身与周围环境和其他个体间的交流互助，这样才能在使个人得到发展的同时，促进整个“集体”的进步。

语言结构的法规性又是与其系统性是相互联系的，“语言结构是一个由诸约定性的值项组成的系统，它抵制个别人所作的改变，所以是一种社会性的法规”⑤。这里就提出了“值项”的概念。

2、 值项系统与隐喻、换喻。

值项与语言结构具有紧密关系，借助“值项”可以看到语言学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种等价系统。这种等价关系不是单一的，因为如果我们改变了其中一项，整个系统都会逐渐改变。所以要想有记号就应当一方面交换不相似的事物（能指与所指），另一方面比较相似的事物。“此值项不是意指作用，索绪尔说，它来自‘语言结构中诸词项的相互位置；它甚至比意指作用更重要’，他说：‘一个记号中的观念与声音质料不如它在其它记号中周围的词项重要’”。①

因此，作为值项系统，“语言结构是由一定数目的成分组成的，每一成分既是一种对其它成分有量值的东西，又是一种较大的功能项，在此功能项中程度不等的出现着其它的相关值项”②。

正是源于值项系统的存在，语言学各词项间的关系必然可以沿着两个平面——即“组合段平面”和“联想平面”——展开，而其中每一个平面都产生它们自己的值项。组合段平面，具有延展性，在这个平面中每一个词项都是从它及在它之前和之后的词项的对立中取得其值的。而联想的平面（又称为“聚合面”、“系统面”），是“在话语（组合段平面）之外，彼此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单元在人的记忆中联系起来，并形成了由各种关系支配的词组”（索绪尔）③。每一组词形成了一个“记忆的宝库”。因此，联想面非常接近作为系统的“语言结构”，而组合段则更接近言语。

由于值项系统的特性，我们在关注各词项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其“组合平面”和“联想平面”两轴方向上相关的词项，通过“交换不相似的事物”和“比较相似的事物”，从而得出对语词最准确的理解。推广到符号学领域中，正如交流传播学中所提到的，“一个符号的价值，也是如此，它主要地有赖于该符号与同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区别，符号的价值，还有赖于它与同系统中其他符号的联系”。

雅克布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隐喻和换喻的论述，使得语言学研究开始向符号学研究过渡。雅克布逊认为“隐喻”是在联想轴上发生的，因而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之上；而“换喻”（也称为“转喻”）是建立在相邻的基础上，发生在水平轴上。“换喻”的现象在新闻传播中极为常见，例如日常的新闻报道尽管只是报道了局部的情况，但却可能会影响到受众对整体事件或事物的看法和观点。

3、 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

巴尔特提出，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的（能指），一个是观念的（所指），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构成内容面。而所指被归于相应能指的过程叫做“意指过程”。关于意指的研究，不仅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交流传播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符号学把所有的文化过程的研究，作为交流传播过程来研究，而这些交流传播过程是以意指系统为基础的，意指关注了交流传播过程中的表意过程”，从而意指过程成为整个交流活动（行为）中的一个部分或“内过程”。因此明确“意指作用”对于交流传播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这样我们就有：ERC。当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也可变成另一系统中的单一成分时，所形成的第二系统就是第一系统的引申。第一系统就构成了“直接意指”（外延），而第二系统则构成了“含蓄意指”（内涵）。两者的关系在于，“含蓄意指”（即内涵）是在第一系统“直接意指”（即外延）的基础上，按照新的规则衍生出来的新的“涵义”。例如，“白鸽和橄榄枝”表示“和平”，“和平”就是“白鸽”与“橄榄枝”的含蓄意指，既内涵。因此符号的内涵往往表现出使用者的主观性、价值观和文化经验等，从而具有较大的伸缩性、灵活性、主观性和文化性，如上例中“白鸽和橄榄枝”的内涵就是在一定的文化积累中逐渐形成的，已经完全不同于其本身所表示的“本义”了。“一句话，外延是显而易见的字面含义，内涵是隐而不彰的附加含义”。④

“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的关系是造成符号多义性的一个原因。“多义性指一种符号具有两种以上的意义，有时我们判断不准应该属于哪一种”。⑤这时就需要根据符号所使用的具体环境和一定的历史文化经验来加以判断和理解。

4、 巴尔特利用符号学观点探讨大量的社会现象。

巴尔特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一方面建构了一套系统的符号学理论，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把这些理论用来分析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从而描述了各种其他的符号系统（如服装系统、饮食系统以及汽车、家具系统等），并且对大众传播问题的符号学进行了论述。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经常接触许多非语言符号，它们无疑都能起传递讯息的作用，即符号学所说的意指作用。例如，巴尔特认为，衣服除了具有实用功能外，也是符号系统（“例如，深色和相应的面料作为能指，通常被归以所指‘严肃’、‘正式’”①）。再“比如玫瑰作为符号，其能指是一种观赏植物所开的花，其所指是爱的激情 。当我们把玫瑰们用作符号的时候，实际上它们已经作为一种符码进入所指的事物之中，成为把当事人以及这种文化交互过程连接起来的传播渠道”②。

其他符号系统也是如此。有关这个问题，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列出了一个清晰的图表：③

	系统	组合
衣服	衣片和零件的集合；在身体的同一部位不可能同时选用全部零件；零件的变动选择与服式意义的改变对应：如“无边女帽”——“女便帽”——“宽边女帽”等女帽系统。	同一套服装中不同部分的并列：如“裙子”——“衬衫”——“背心”系列。
饮食	类似与不类似的食品集合；其中一份食品的选择具有一定意义：如各式各样的正菜、烤肉和小吃。	用餐时实际选择的菜肴系列，即一套菜。
	餐馆中的“菜单”体现出两个层面：例如沿水平方向读时菜肴系列相当于系统，而沿垂直方向读时菜肴系列相当于组合段。
家具	同一种家具(如一张床)的不同“风格”的集合。	在同一空间内不同家具的并置(如床——衣橱——桌子等)。
建筑	一座建筑的同一组成部分的各种式样集合，如各种形式的屋顶、阳台、入口等。	在整个建筑物水平上各细部的并置系列。

巴尔特对符号学观点最著名的应用，还在于他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深入探讨：

“最有趣的通信系统，至少是那些属于大众传播社会学领域的系统，都是复杂的系统，其中包含种种不同的内容。在电影、电视及广告领域中，意义与形象、声音和字形之间的相互系统有关。目前为这类系统确定语言结构现象和言语想象的分类为时尚早，一方面因为人们尚难断定每一复杂系统的“语言结构”是基本性的，还是仅仅由有关的附属“语言结构”组成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附属语言结构还未被分析过（我们了解天然语言的“语言结构”，但并不了解形象或音乐的“语言结构”）。至于报纸，我们可以合理地把它看作一种自足的意指系统，即使仅限于考虑其书写成分，但仍然几乎不了解一种似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语言现象——含蓄意指，即所谓严格意义的语言结构的第二层或附属层意义系统的形成。”④

综上所述，巴尔特通过对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对各种符号系统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由种种符号所形成的意义世界，置身于其中的我们，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不停地对这些符号进行编码和译码，而人类全部的生活无不渗透着这种编码行为，当然交流传播活动更是不能缺少这种编码活动。因此，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说是“符号的艺术”，而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为我们理解世界，适应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内容梳理

导论

在导论中，巴尔特指明了符号学还有待于建立，而由于其普遍性（它将是一切记号系统的科学），符号学将不可能被教授，除非这些符号系统是从经验上构成的。

巴尔特将符号学原理按照结构语言学分为了四大类：Ⅰ.语言和言语；Ⅱ.所指和能指；Ⅲ.系统和组合段；Ⅳ.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二元分类法）

Ⅰ.语言结构与言语

１、语言学的问题

（１） 索绪尔的理论

巴尔特概述了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主要关心的问题在于：发音演变、词义自发关联和类比作用中研究其历史变化的原因。这是一种有关个别性言语行为的语言学。

索绪尔的语言学则是以语言的“多样性和杂乱性”为出发点，提出语言系统是“纯社会性对象”——即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须的规约系统，它与组成它的记号的质料无关；与其相对的言语则含括语言的纯个别性方面（发音行为、语法规则的实现、与诸记号的偶然性组合）。

（２） 语言结构

语言结构就等于是语言(langage)减去言语。

巴尔特是从两个方面解释语言结构的，他认为语言结构既是一种社会性的法规系统，同时又是一种值项系统。

就前者而言，语言结构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别人决不可能单独地创造它或改变它。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契约，只要人们想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完全受其支配。此外，语言结构是自主性的，因此，人们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它。

作为值项系统，语言结构是由一定数目的成分组成的，每一成分既是一种对其它成分有量值的东西，又是一种较大的功能项，在此功能项中程度不等的出现着其它的相关值项。

最后，巴尔特指出，语言结构的法规性与系统性是相互联系的：语言结构是一个由诸约定性的值项组成的系统，它抵制个别人所作的改变，所以是一种社会性的法规。

（３） 言语

巴尔特认为，言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行为和实现行为，它首先是由组合作用形成的，因此言语具有组合性。言语的组合性意味着言语是由一些相同记号的反复结合形成的，每一记号都成为语言结构的一个成分。

（４） 语言结构和言语的辩证法

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结构，没有语言结构也就没有言语。正如梅罗—庞蒂（梅罗—庞蒂生平及著作年表）指出的，真正的语言实践只存在于这一交互关系中。

巴尔特认为语言结构和言语处于一个相互含蕴的关系中：

① 语言结构只能在“言语流全体”中才能完全的存在，而人们也只有在语言系统中将言语抽出才能运用言语。

② 语言系统也只能从言语中产生。（言语现象总是先于语言结构现象的；语言结构是经由环绕着它的言语的学习而在个人身上形成的）。

语言结构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

（５） 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

叶尔姆斯列夫把语言结构本身（与言语行为对立）区分为三个层次：

① 图式层，它是作为纯形式的语言结构（即索绪尔理论中的语言结构）。如字母s在字母表中的位置。

② 规范层，它是作为质料形式的语言结构，它已为某种社会现实作用所规定，但仍独立于其显现的细节之外。如英语口语中的 s（不是英文书写形式的s）

③ 用法层，它是作为某一社会惯习集合的语言结构。如某些地区使用的ｓ。

言语、用法、规范和图式之间的制约关系：

规范制约着用法与言语；

用法制约着言语，但也为后者所制约；

图式同时为言语、用法和规范所制约。

这样就显现了两个基本层次：

①　　图式层，有关它的理论与有关形式和法规的理论相结合；

②　　规范—用法—言语层，有关这一层次的理论与有关内质和实行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规范是研究方法的一种纯粹抽象，而言语是一种纯粹具体化过程（“一种暂时性的记录”）。因此可以提出一种新的概念二分法：图式与用法，（可用来代替语言结构与言语）。

（６） 问题（p.120）

（７） 个性语言

巴尔特引用了两个有关“个性语言”的界定：

个性语言即“被单独一人所说的那种语言”（马丁内语）

或者说是“某一时刻中某一个人的习惯的全体规则”（艾伯林语）

个性语言有助于表示以下现象：

① 失语症患者的语言（不能理解别人的话，不能接受与本人语言模式相符的信息）；

② 作家的“风格”（来自集体的语言模式）；

③ 引申“个性语言”：把它定义作某一语言社会的语言，也就是由那些以相同的方式解释一切语言陈述的诸个人所组成的团体的语言（相当于巴尔特所提的“写作”一词所描述的语言）。

（８） 双重结构（structures doubles）—雅克布逊（《普通语言学论集》）

基于同意“语言结构—言语”与“代码—信息”这两组概念相同

雅克布逊的双重结构论研究的是代码与信息一般关系中的某些特殊情况，即两种有关循环性的情况和两种有关重叠性的情况：

① 插入话语或某一信息内的信息（Ｍ／Ｍ）；

② 专有名词（Ｃ／Ｃ）如“让”（Jean）表示一位叫“让”的人；

③ 自名（Ｍ／Ｃ），相当于委婉表达法，同义语和两种语言间的转译，包含“说明性的解释”；

④ 转换语（连接语）（Ｃ／Ｍ）,如人称代词（我，你）的转换。

２、符号学的观点

（１） 语言结构、言语和人文科学

这部分概括了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社会学上的意义。

① 历史学方面，梅罗—庞蒂提出了所有的过程都以系统为前提的假定，这样，从此就提出了一种在事件与结构之间经典的对立说。

② 在人类学领域，列维—斯特劳斯的全部著作中都非常明显地提到索绪尔。他认为过程与系统的对立（即言语与语言结构的对立）具有认识论的价值，语言结构现象的研究属于机械的和结构的解释范围；而言语现象的研究属于概率计算领域（宏观语言学）。同时，那些从语言结构中引出自己言语来的人的语言结构所具有的无意识性，也是列维—斯特劳斯最独创的和最丰富的见解之一，即无意识并非内容而是形式，形式即所谓象征功能。

③ 在拉康看来欲望本身是作为一种意指系统而被表达的，更多地按其能指而非按其所指去描绘它。

以下三节，巴尔特将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的区别性，分别放入服装系统、饮食系统以及汽车、家具系统之中加以了考察。

（２） 衣装

① 被书写的服装现象（即时装杂志中用分节语言所描述的服装），不含有“言语”，仅有纯粹状态中的一种语言结构。

② 被摄影的服装现象，具有半系统化的性质，这里时装摄影语言结构是由一种“准实在的”服装中引出的，而穿戴者可表示一种固定的“言语”。

③ 被穿戴的（或实在的）服装现象，存在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的典型区分。在这里“服装”（，如衣服的各部分或“细节”间的对立系统，相当于语言结构）和“衣服”（如衣服大小、个人癖好等，相当于言语）间，衣服永远是来自服装的，而服装是存在与衣服之前的。

（３） 饮食

一套菜则可清楚地说明语言结构和言语的作用；整套菜是参照一种（民族的、地区的或社会的）机构构成的，然而这个结构是随着时代和用食者的不同而加以体现的，这正象一种语言的“形式”按照某一说话者随特殊信息的需要不同去进行自由改变和组合时加以体现的情况一样。

与服装系统不同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某一决定集团的作用，饮食的语言结构只是由某种集体性用餐法或某种纯个别性“言语”构成的。

（４） 汽车、家具（略，p.127-128）

（５） 复杂系统

这里的复杂系统包括属于大众传播社会学领域的系统，e.g.电视、电影和广告领域等，但巴尔特指出，目前为这类系统确定语言结构现象和言语现象的分类为时尚早。

以下是把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符号学领域加以扩大运用所引起的两个问题：

（６） 问题１：系统的根源

对于大多数其它符号学系统来说，语言结构是由某一进行决定的集体造成的，因此大多数符号学语言结构中记号是“任意性的”。作为系统（及其变化）始原的决定集团，可能是数目相对有限的一群，也可能是较分散、较不知名的群体。Ps:“通过决定”制作的语言结构并非完全是自由的（任意性的），因为它们服从着集体的制约。“技术语言系统”即进行决定的集团的产物。

（７） 问题２：语言结构与言语的关系

在天然语言中，作为有限规则集合的语言结构和作为受这些规则支配、在数量上实际无限的“言语”之间，在量上极其不成比例。

Ⅱ.所指和能指

1、记号

（１） 记号的分类

在索绪尔的术语系统中，所指和能指是记号的组成成分。

巴尔特通过“二中择一形式（出现与不出现）”的方式说明黑格尔、皮尔士、雍格和瓦隆对于“信号”与“信号”、“指号”、“肖像”、“象征（符号）”、“记号”、“譬喻”的区别。（p.132）

（２） 语言的记号

在索绪尔处，记号概念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也可看作一个音像和一个概念的结合体”。

所指是记号的一部分，语义学应当是结构语言学的组成部分。

巴尔特认为，在索绪尔之后，语言学的记号理论又为马丁内的双层分节原则所丰富，他认为，实际上语言记号中应区别意义单元和区分单元，前者中的每一个都具有意义（“单词”，或更准确些说，“语素”），这些单元组成了第一分节层次；后者虽然也参与词的构成，但并不直接具有意义（“声音”，或者说“音素”），这些单元组成了第二分节层次。

（３） 形式与内质

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构成内容面。叶尔姆斯列夫认为每一个面都包含有两个层次：即形式与内质。包括：表达的内质，表达的形式，内容的内质，内容的形式。（p.134-135）

（４） 符号学的记号

符号学记号的性质也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巴尔特把本来是实用物品（e.g.衣服）的符号学记号按其功能叫作功能记号，人类对物品的一切运用都转变成这种运动的记号了。E.g.“雨衣是为了防雨的”。

记号一旦形成，社会就可以使其重新具有功能，把它当成一种使用物：……。这种重复的功能化作用需要有第二种语言的存在，……。再度出现的功能本身与一种第二层（隐蔽的）语义学机制相符，后者属于含蓄意指层次。因而功能记号或许具有一种人类学的意义，因为它是这样一种统一体，在其中技术性的关系与意指性的关系结合在一起了。

2、所指

（１） 所指的性质

索绪尔本人清楚指出了所指的这种心理性，把它称作概念；于是单词牛的所指不是牛这种动物，而是它的心理形象。

巴尔特认为索绪尔的这种讨论具有心理主义的特点，因此他转而研究斯多噶派的讨论。

斯多噶派哲学家们细心地区分出了心理表象、实在事物和可言者三个方面，所指既不是心理表象也不是实在事物，而是可言者。所指既非意识行为亦非现实，它只能在意指过程内部加以定义，这个定义几乎是同语反复式的：这就是使用记号的人用其意指着什么的“那种东西”。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种纯功能性的定义：所指即记号的两个关系项之一；使所指与能指相对立的唯一区别是，能指是一种中介物。

我们可以把语言结构以不可察觉和不可分离的方式将其能指和所指“胶合”在一起的现象称为“同构”。

（２） 语言学所指的分类（p.137-138）

（３） 符号学的所指

巴尔特指出由于语义学（即关于天然语言所指的形式分类学）还未建立，所以“不可能真地提出一种符号学的所指类来”，并在此指出三点：

① 符号学的所指可以以同构的方式或不以同构的方式呈现，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它就会通过天然分节语言而被一个词或一组词所取代。

② 一个系统（一旦被形式化了）的全体所指形成一种重要的功能，然而或许在不同的系统之间这些重要的语义功能不只彼此交流，而且还局部地相互重叠。

③ 在所指的平面上全体活动和方法都与每一能指系统（词汇）相对应。对这些系统的运用者（即“读者”）来说，各种所指领域（按其“文化”的不同）涉及不同的知识范围。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同一词汇（或阅读的大单元）的译解可因人而异，但仍然属于同一“语言结构”之内。

3、能指

（１） 能指的性质

能指是一种介中物，它必须有一种质料。

（２） 能指的分类

能指的分类其实就是所谓系统的结构化过程。

4、意指作用

（１） 意指的相互作用

首先应该明了的是，所谓意指作用，即记号过程。

意指作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就是记号。

关于意指作用的几个观点（p.141）

（２） 语言学中的任意性与理据性

索绪尔谈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即在人类语言中声音的选择并不是由词意本身强加给我们的。声音与表象的联系是集体训练的结果（例如法语的学习），这种联系（它是一种意指过程）却绝非任意性的（任何一位法国人不能随意改变它），反之它是必然性的。因此我们提出，在语言学中意指作用是无理据性的。

△不过这种无理据性是局部性的（索绪尔论及一种相对的类似性）。在象声词情况下，所指与能指之间存在有理据性作用，……。而当语言结构模仿某种复合词或派生词的型式建立起一系列记号时，如所谓类比性记号：苹果树、梨树、杏树等等，尽管它们的词根和后缀之间是无理据性的，却呈现出一种构词的类似性。因此一般来说，在天然语言结构中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在原则上是约定性的，不过这种约定是集体性的，是在长时间内积累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约定已被自然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解释说，语言记号是先验任意性和后验非任意性的。

因此存在任意的和理据性的系统，也存在非任意的和非理据性的系统。

（３） 符号学中的任意性与理据性

在更一般的符号学层次上，即在人类学的层次上，在类比性与非理据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性：在使非理据性自然化和理据性合理化（即文化化）时有双重的（互补的）倾向。（p.143-144）

5、值项

（１） 语言学的值项

值项与语言结构（它与言语对立）具有紧密关系，它使语言学非心理学化，并使其接近经济学，因此在结构语言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可以看到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一种等价系统，……，而对于语言学来说是能指和所指。……，这种等价关系都不是单一的，因为如果我们改变了其中一项，整个系统逐渐都会改变。所以要想有记号就应当一方面交换不相似的事物（能指与所指）。另一方面比较相似的事物。……甚至于一个“词”可以与一个观念“相交换”（二者是不相似的）。但也可以与其它“词”相比较（二者是相似的）。

因此值项不是意指作用，索绪尔说，它来自“语言结构中诸词项的相互位置；它甚至比意指作用更重要”，他说：“一个记号中的观念与声音质料不如它在其它记号中周围的词项重要”。

如果采用叶尔姆斯列夫的层次说（内质与形式），意指作用属于内容的内质层，而值项属于内容的形式层。

（２） 连接方式

语言是声音与思想之间的中介物，它通过把二者同时分解的方式来把它们结合起来。

重要事实：天然语言结构是分节领域，而意义首先是切分。

Ⅲ.组合段和系统

1、语言结构的两根轴

（１） 语言学中的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

对于索绪尔来说，联合语言学各词项的关系可沿两个平面展开，其中每一个平面都产生它们自己的值项；这两个平面对应于两种心理活动形式：

① 组合段平面，它具有延展性；在分节语言中这种延展性是直线性的和不可逆的（即“言语链”）。两个成分不能同时说出来，在此每一个词项都是从它及在它之前和之后的词项的对立中取得其值的。在言语链中各词项实际上是以出现的形式连接在一起的，而适用于组合段的分析程序是切分。

② 联想的平面（聚合面/系统面），“在话语（组合段平面）之外，彼此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单元在人的记忆中联系起来，并形成了由各种关系支配的词组”（索绪尔）。每一组词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记忆系列，一个“记忆的宝库”。在每个系列中，各词项是以不在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而适合于联想系列的分析方法是分类。

③ 两个平面的关系。组合段只有通过连续想起联想轴之外的新单元才能“前进”。联想面显然非常接近作为系统的“语言结构”，而组合段则更接近言语。

（２） 雅克布逊的隐喻和换喻

雅克布逊将隐喻（系统的秩序）和换喻（组合段秩序）的对立应用于非天然语言的语言中去，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隐喻型的“话语”和换喻型的“话语”。

属于隐喻秩序的包括：俄国抒情诗、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超现实主义绘画、卓别林的影片、弗洛伊德的梦境象征、教诲性叙说（运用一些可相互替换的定义）、主题型的文学批评、格言式的话语等。

属于换喻秩序的包括：英雄史诗、现实主义流派的小说、格里菲斯的电影（特写镜头、蒙太奇和各种视角选择）以及按移位或压缩机制发生的梦中投射、民间故事、新闻报道等。

[感觉与麦克卢汉的“冷媒介”、“热媒介”相关]

实际上，建立在隐喻秩序上的文学很丰富，而建立在换喻秩序上的文学几乎不存在。

（３） 符号学的观点

雅克布逊有关隐喻主导地位和换喻主导地位的论述使语言学研究开始向符号学研究过渡了。分节语言的两个平面实际上可以存在于天然语言以外的个意指系统中。

2、组合段

（１） 组合段与言语

（在索绪尔意义上的）言语具有组合性质，因为在其多种多样的发音之外言语可定义为（重复出现的）记号的（各种）组合。

这里分明地指出了言语是具有组合性的。

（２） 非连续性

巴尔特认为组合段是连续性的（流动的、连接的），但只有当它是“分节的”时候，才能传达意义。于是他指出“的确存在着明显非连续性的简单记号系统”，如道路信号系统（其中的加号由于安全考虑应当绝对分离以保证立即识别）。同时“肖似组合段”（同实景类似），由于难以切分，故而不具有非连续性。

组合段因此是由一种应予切分的内质所构成的。以言语形式呈现的组合段，表现为一种“无限的本文”。

（３） 对比替换检验法的证明

在语言学中，“无限本文”的切分是借助对比替换检验法完成的。

对比替换检验法由叶列姆斯列夫和乌达尔于１９３６年第５届语音学大会上提出的。

对比替换检验法就是人为地在表达（能指）面上造成一种改变，以观察这种改变是否在内容（所指）面上引起了相应的改变。总之，问题在于根据“无限本文”的观点创立一种任意的同构关系，即一种双重聚合系统，以证实两个能指的相互置换是否实际引起两个所指的相互置换。如果两个能指的对比替换产生了所指的对比替换，我们就能在予以检验的组合段内得到一个组合轴单元，这也就是说最初的记号被切分了。同样的程序当然也可以从所指的观点加以实行。

（４） 组合段的单元

巴尔特归纳了两类单元：

① 意指单元：其中每一单元既具有一能指面，又有一所指面（符素）；

② 区分性单元（音素）：这类单元本身并无意义，但它们有助于形成意义。

（５） 组合性限制

当每个符号学系统中的组合段单元被确定后，还需要找到沿组合轴支配其组合和排列的规则。记号的组合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性虽然是构成“言语”的要素，却是一种受监督的自由。……组合性限制因素是由“语言结构”确定的，但“言语”以各种方式充实它们，于是存在着横向组合单元的纵向关联上的自由。

可以想象一套纯形式的词汇，它并不赋予每个词以意义，而是确定一组其它字词，后者可以按显然可变的或然性对该词进行“催化”。E.g.在套服之内，裙子必然是由于衬衣、毛衣或背心才是“完备的”。巴尔特把这种完备作用即称之为“催化”。

（６） 组合段单元的同一性和距离

索绪尔说过，正由于记号是重复出现的，语言才可能存在。我们沿组合链实际上可看到一定数量的相同单元，记号的重复出现永远被相同单元间的距离现象所减弱。巴尔特提到正是这一问题导致了统计语言学（言语的语言学）或宏观语言学（组合段的语言学，与意义无关）的建立。

3、系统

（１） 相似与不同：区分

系统构成了天然语言的第二个轴。索绪尔认为它具有一系列联想场的形式，有些联想场是因声音的类似性而形成的（如妈和马），另一些联想场是由于意义的类似性（如愉快，高兴）而形成的。每个场都是一个潜在的词项的集合（因为在实际的话语中，场中各项之间只有一个被实现）。

马丁内则提出应明确区分对比（组合单元的邻近关系）和对立（联想场中的词项关系）。场（或聚合体）中各项应当既相似又不相似，既包含着共同的成分又包含着不同的成分。……聚合体中词项的共同成分实际上起着一种肯定性（非区分性的）成分的作用（如agreeable/enjoyable中的able）。实际上，在一个聚合体中似乎是共同成分的东西，在另一个聚合体中它却成了另一种东西，因为在后者中有另一相关性准则，即纯区分性词项在起作用了。如“le”和“la”中的“l”是其共同的（肯定的），但在“le”和“ce”中“l”成了区分性成分。

在诸变体的水平上肯定包含有（纯“语言结构”的）区分因素，而在物质基础的水平上又包含有肯定因素。E.g.“长裙和短裙”中服装的意义涵蕴着一切成分（因此它被看作一个意指单元），但聚合体永远只把握最终的成分（长或短），而“裙子”（物质基础）却仍然具有肯定意义（非区分性的）。

（２） 对立

在相对于内容面而言时，一种对立，不论它是什么，永远呈现出一种同构形式。……为了充分注意系统的区分性，就永远需要根据（至少）四项之间的同构关系，而不是根据简单的类比关系，来考虑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对立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只不过是考察可能出在于对立词项之间的类似与区分关系，准确来说，就是对这些关系进行分类。

（３） 对立的分类

人类语言是双重分节的，它包含着两种对立：（音素之间的）区分性对立和（语素之间的）意义对立。

康提纽提出的对立类型（具体见p.160-162）

① 按其与系统全体的关系划分的对立：双边对立与多边对立；相应对立与单独对立。

② 按照诸对立项之间关系划分的对立：否定性的对立；等价的对立。

③ 按区分性值项的范围划分的对立：经常性对立；可消除的或可使中性化的对立。

（４） 符号学的对立

巴尔特略述了特鲁别茨柯伊类型与康提纽类型之间的对比，对此他提出用两个非常不同的符号学系统来加以说明，即道路规则系统和时装系统。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即一门涉及一切记号系统的科学，可转而注意各系统内对立类型的一般分布规律，单只局限于天然语言内的研究将始终是空疏的。

（５） 二元制

我们可以肯定说二元选择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是如果离开了“人工语言”领域，而返回我们在此讨论的非人工的天然系统中去，那么二元制原则的普遍性似乎就很不明显了。

所谓“二元选择”就是特征的出现或不出现（或说“非相关的”）。

同时应该明确的是，二元选择原则必定是由历史产生的，因此也只能暂时的正确性。

（６） 中性化

中性化，这个词指语言学中这样一种现象，在其中一个适当的对立失去了其适当性，即不再是意指性的了。一般而言，一种系统的对立的中性化是在语境的影响下发生的。从某个意义上说即组合段“取消”了系统。

在符号学中，如果概述一种中性化理论，就需再一次注意一定数目系统的建立，有些人或许根本排除这一现象。例如在道路规则系统中，其目的在于保证使少数记号被迅速理解和不发生歧异，因此不能容忍任何中性化现象。时装系统则正相反，，它具有多义性（甚至泛义性）倾向，表现出大量的中性化现象。

当两个能指可由同一个所指中产生时或两个所指可对应同一个能指时就会有中性化现象。

一般而论，中性化表示组合段对聚合系统的一种压力。

最强的系统（如道路规则）具有较弱的组合段，而复合的大组合段（如形象）却往往会使意义摸棱两可。

（７） 规则的违反

两个轴的分节方式实际上有时是“变态的”，例如，聚合体转变为组合段，于是组合段与系统之间的通常区分被违反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违反区分规则的情况才导致大量创造性现象的出现。

Ⅳ.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

1、中断的系统

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这样我们就有：ERC。现在我们假定，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也可变成另一系统中的单一成分，这个第二系统因而是第一系统的引申。

这样出现两个对立整体：

（１） 第一系统（ERC）变成第二系统的能指（表达平面）——（ERC）RC

2 E R C

1 E R C

这就是叶尔姆斯列夫称作的含蓄意指符号学；于是第一系统构成了直接意指平面，第二系统构成了含蓄意指平面。于是可以说，一个被含蓄意指的系统是一个其表达面本身由一意指系统构成的系统。

（２） 第一系统（ERC）变成第二系统的所指（内容平面）——ER（ERC），一切元语言属此类。

2 E R C

1 E R C

2、含蓄意指

含蓄意指的能指被称做含指项，它是由被直接意指的系统的诸记号（被结合的能指与所指）所构成。含指项最终永远是不连续的，“不规则的”记号，这些记号被传递它们的直接意指的信息自然化了。至于含蓄意指的所指，……，它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就是含蓄意指的所指的形式，而修辞学则是含指项的形式。

3、元语言

在元语言中，第二系统的所指是由第一系统中的记号所构成。

３、含蓄意指与元语言

如果我们同意把人文科学定义作一种一致性、充分性、简单性的语言（叶尔姆斯列夫的经验原则），即定义作一种操作程序的话，那么每一门新科学都将表现为一种新的元语言，它将把在它之前的元语言当作对象，并关涉到实际上为其“描述”的真实对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科学的历史就是元语言的一个历时面，而且每门科学当然都包含符号学方面，包含着它自身的衰亡，这种衰亡是以谈论它的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结论：符号学研究

巴尔特提出了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按照全部结构主义活动的方案，建立不同于天然语言的意指系统的功能作用。他认为为了进行这种研究，必须一开始就公然接受一种限制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即我们只按某一观点来描述所收集的资料，因此在这些多种多样的资料中我们只注意从这个观点看是重要的那些特征，而排除所有其它特征（这些重要的特征即相关项）。

相关性原则又引出了“本文全体”的概念，所谓“本文全体”是一批有限的资料，由研究者预先确定，带有某种任意性。他提出一旦确定了全体本文，就要严格行事，即在研究过程中不再增添任何新资料，并将对其进行完全彻底的分析，使一切有关资料在研究之前都收入该系统中去。

选择本文全体的标准：

（1）足够多；

（2）尽可能保持齐一性，包括内质的齐一性和时间的齐一性（最大限度地删除历时性因素，形成历史的“断层”）。例如，研究报纸现象时，在同一时间内出版的各种报纸的样例就比在不同年代出版的同一报纸的样例为好。

最后巴尔特指出，符号学研究的一种可能的基本目的（也就是最终显示的目的），正是要去发现系统的时间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