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主义的幻灭和《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曾经长期被用来作为对新记《大公报》所持的评价。然而在历史的沉淀中，随着偏见与干扰的逐步排除，学界开始对《大公报》这一历史评价重新进行审视。由此引发的争论一时莫衷一是。检视《大公报》1926～1949年间的实际表现，不难发现，《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都有“骂”，也都有“帮忙”，要衡量“大”与“小是困难的。《大公报》到底是不是“小骂大帮忙”?这正是争论的焦点与疑点之所在。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分析。
要给一家报纸定性定论，必须从它的办报理念和实际操作的历史表现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四不”主义办报理念：客观主义的职业追求
从办报理念来看，《大公报》的核心理念就是“四不主义”，即提出一个“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1]
“不党”是指“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而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有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2]
“不卖”是指“言论独立”、“经济自存”、“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3]
“不私”则是指“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作为公众喉舌”[4]，使之成为全国民众发表意见的喉舌，不以报纸谋私利，不使报纸为私人所操纵、利用，而使之成为一种公共舆论机构。
“不盲”则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5]。可以看出张季鸾要求报人独立思考，充分考察，冷静探究，去除偏见，忠于事实。
这与西方客观性的三个层次“Obectivity、Factuality、Impartuality”是不谋而合的。“Obectivity、Factuality”指的正是报纸的立场与定位，而“Impartiality”是去除偏见,达到主观和客观的高度一致。“Impartualiy”与“不盲”都是从新闻从业人员个体的角度提出自律。“Impartiality”是客观性的最高层次，而张季鸾也认为“不盲”是一种最高境界。认为“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大公报》提出“不盲”并非自诩清明，已经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而且是一种“自勉之词”，力争做到。由是观之，张季鸾的报刊理念已非康梁一脉，而进入现代报刊的领域。在新记《大公报》创办13年后，张季鸾对此有比较详细的阐述：“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6]
海内外学者对这一方针及方针指导下的《大公报》评价颇高，如李金铨认为，“在二十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所揭橥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等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 favor,without fear)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媒介专业主义’(media professionalism)的基本精神。”[7]
二、“骂”与“帮忙”：《大公报》表现的历史检视
1．1926～1949大视野中《大公报》的表现
一方面，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创刊，骂过许多事、许多人。就骂国民党方面而言，张季鸾1927年写过《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和《蒋介石之人生观》，是骂汪精卫和蒋介石个人。抗战期间，《大公报》常有对于国民党官吏贪污腐化、横征暴敛的抨击：1940年6月29日《大公报》发表《天时人事之雨》社评，主张杀几个奸商以平抑物价；1941年12月22日报道“飞机洋狗事件”(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矛头直指孔祥熙家族，激起遵义和昆明大学师生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迫使蒋介石将当事外长郭泰祺撤职；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发表著名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痛斥重庆那些豪商巨富的奢靡生活。当天，蒋介石即罚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国民党逮捕；1944年12月22日社评《晁错与马谡》，引证史实，主张“除权相”、“戮败将”，即要求罢免孔祥熙，诛杀何应钦。抗战胜利后，《大公报》骂国民党及与国民党蒋介石之间的对立更为尖锐：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莫失尽人心》，批评国民党派往收复区的接收大员们大发横财，“五子登科”；1947年，《大公报》发表李纯青执笔的社评《何必防闲学生运动》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蒋介石即令陶希圣写文公开叫骂《大公报》和王芸生，作为“一查王芸生”的社论；1948年7月10日，由王芸生撰写的抗议查封南京《新民报》的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在《大公报》发表，《中央日报》即在题为《在野党的特权》的社论中骂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是谓“二查王芸生”；在王芸生稍加声辩后，《中央日报》又发起了对王芸生莫须有的“三查”运动；解放前夕，《大公报》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冲突达至顶峰，《大公报》多名记者遭国民党逮捕，报社各分版主管有的被软禁(如渝版经理王文彬)，有的受恫吓(如沪版经理曹谷冰)，及至《大公报》向中共阵营“投降”。［8］
而且，《大公报》曾作过许多客观上有利于共产党的报道。最为典型的有两例：一是“十月革命”后，《大公报》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在中国报纸中第一个报道苏联的真实情况；二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大公报》又率先刊登范长江采写的系列西北通讯(后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出版)，报道了红军长征和陕北的真实情况。不论其出于扩大报纸影响或其他动机，它们在客观效果上帮了共产党的忙是不容置疑的。从《大公报》的“敢言”的传统和它在经济上的始终坚持独立,可以看出“四不”主义确实是其一以贯之的目标。
另一方面，应当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从1928年蒋介石政府完成统一开始到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大公报骂过官员，痛斥过腐败，但从未倒过蒋。据王芸生回忆，张季鸾曾关照他：“我和蒋介石先生有交情，你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9］从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大公报》痛斥腐败，对官员的舆论监督和曝光，与蒋介石维持统治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大公报》真的敢与蒋的利益相悖，作为统治者和独裁者的蒋介石，是绝不能容忍他的头上有一个指手划脚的太上皇的。《大公报》敢于骂部长，本身也与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器重这一特殊身份有关。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18日，《大公报》照发国民党中央社消息，刊登《军委会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谈话》，21日，发表题为《关于新四军事件》的社评，在表态拥护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处置后，“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主要申述了“一个军队”、“一个军令”的观点，强调维护国家统帅权，但同时通篇又不见“叛军”、“叛变”等字眼，并说“就法律论，军令系统绝对不容破坏，军纪必须整肃。就政治论，则必须保持公道与相安两个要素。”最后还要求宽大处理叶挺。就此报道而言，《大公报》在大的方面支持和遵从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但在对事变处理的意见上，替共产党讲了几句好话。
内战初期，《大公报》发表《质中共》，主要论点有：(1)朱德发布受降令与国民党对立，是内战根源；(2)中共意欲凭武力实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特殊化；(3)共产党应以政争，不应以兵争，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10］此论一出，即遭到重庆《新华日报》逐条严厉驳斥，并明确指出“小骂大帮忙”是《大公报》所持立场。
《可耻的长春之战》则发表于1946年4月苏军撤离长春，国共两军争夺长春之际。社评根据该报沈阳通讯《春天里的秋天》报道的内容，指责中共部队“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11］重庆《新华日报》随即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驳斥社评“除了从专门造摇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以外……世界上找不出这样的战术。大公报……把自己降低到一个特务报纸的地位”，并说，“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大公报社论作者又把自己的原形暴露出来了!”［12］反驳的结尾，仍然是点出《大公报》“小骂大帮忙”。
这几次事件，《大公报》骂共产党不可谓不激烈，客观上也自然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大忙。类似的还有西安事变和“中条山事件”，也常为后人用以佐证“小骂大帮忙”。甚至《大公报》自己也曾说过：“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时也就乏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般民众以为反正报纸都是政府的应声虫，不会有真知灼见，而国际读者也会以为你们的报纸没有独立精神而不重视。到那时，报纸虽欲对政府帮忙，而也没有力量了。” [13]正因为如此，大约四十年代开始，“小骂大帮忙”就逐渐与《大公报》紧密地连在一起。
从上述《大公报》的历史表现来看，无论从报纸的办报理念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还是从具体的报人的新闻思想与历史作为两个层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互为反证的实例。一方面，为了实践“四不”主义办报理念，《大公报》始终坚持了以经济独立保障政治独立，并以把“敢言”作为报社的传统和特色维持下来，为此《大公报》数度经历报社被查封和报人被捕的风险。张季鸾本人在其办报生涯中也曾因为揭露袁世凯与段祺瑞政府的内幕而两次被捕入狱，[14]可谓为实践新闻理想虽九死而无悔。《大公报》也因为对国共都有过“骂”而同时为双方所指责。另一方面，《大公报》对蒋介石政权或有意或无意的维护，使其新闻理想的追求在实践中表现出某种游移。这一对矛盾体始终交织在《大公报》的历史作为中。其复杂性远非“小骂大帮忙”所能概括。
三、客观主义的追求与幻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作为《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的办报思路决定了报纸的新闻理念与实践。他的新闻思想是中国报人对客观报道的职业化追求，但它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一理念在当时的现实中很难实现。
张季鸾认为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他强调一种不带倾向性的客观报道，应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是著名的“四不”主义。
在这里，张季鸾提出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缺乏必要的限定。张把公共利益界定为国家利益，首先国家利益不是超阶级的，不能一般的为所有的公众所共享。个人或是一家传媒眼中的国家利益总是不可避免的带有其所属阶层的倾向性。
记者个体的倾向性首先无可避免，报道总要受到个人的世界观的影响。而并非象张季鸾所说的记者“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而且就报纸的高层管理者而言，报纸的影响越大，他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也就越高，他本人也就日益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思考问题的利益出发点也就越与这一阶层的思路接近。张本人就曾两次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5]从个体的层面上，不带倾向性的客观主义无法达到。而且这种倾向性有时甚至不为报人自己所觉察。
其次，传媒本身不是超阶级的。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是可以做到的，绝对独立则是不可能的。它总能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找到自己的归属。所谓独立的社会舆论机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是一个海市蜃楼。
第三，就国家利益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狭隘的公众利益。当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时，一国的公众利益与另一国的公众利益形成矛盾和冲突。所谓的正义与邪恶，真理和谬误，是与非的判断有时只是角度问题。出于族群的天然联系和民族情感，哪个记者能不维护国家利益呢？无疑，客观性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斗争相冲突时，没有调和余地。客观性在这些冲突中，会立即融化掉。即便在当今世界的美国，无论客观报道叫的多么响亮，战争一爆发，全国的舆论立即保持高度一致。
贯穿张季鸾的新闻从业生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不带倾向性的客观报道是他一直真诚追求的目标，然而在政治现实面前。他无法坚守和达到这一目标。由于身兼多重角色，他的思想是复杂和多层次的。作为实业家的张季鸾，他务实地看到“商业性质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作为蒋介石器重的“国士”，出于报恩心理，他又有亲蒋的倾向，如“九.一八”以后发表“缓抗”社论，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作为报人的张季鸾则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清高自许和理想主义的文人气质,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天真,他的思想也始终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和追求,一生为报纸服务于社会公众利益,作为独立的舆论机关而奋斗.张季鸾同时扮演着几种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发表不同取向的主张.这些角色之间既存在着和谐和统一,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张季鸾的不能坚守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结果实际上是观念中的理想的客观主义与现实中的与生俱来的倾向性冲突而妥协的结果。
这是由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的。该报虽然经常对国民政府的专制、僵化、腐败、堕落予以言论抨击，但还是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希望寄托在它身上，还是在或有意或无意地维护其统治，希望借国民党之力来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实际上反映《大公报》毕竟是受其所属阶级限制的。但无论如何，张季鸾“文章报国”的一腔热诚与知识分子身上闪烁的理想主义光辉，仍然使他不失为一代人杰。一种独立客观的办报理想，确实是他所致力于追求的。
综上所述，《大公报》的历史作为并非是“小骂大帮忙”寥寥数字可以盖棺定论的。给《大公报》带上“小骂大帮忙”的帽子是一种政治上的简单化思维的产物。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是否一定要用这种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简单化思维来给《大公报》一个历史定位？对于一个不能概括全部事实的历史命题，再去讨论其真伪是否必要？倒是中国报人对职业专业主义的探寻与最终的游移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索。如何从历史中反观现今与自身，或许才是历史遗产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