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内容提要】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理论等研究范围内，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运用理性概念来进行文学阐释和评论的著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一种表征。但在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诸如概念的含混不清、逻辑的自相矛盾、视野的狭隘和思维方式的僵化等学理问题。当务之急是通过对理性概念的界定为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提供一个逻辑前提，同时应将实证与话语分析作为重新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精神的重要方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理性精神 学理问题

　　一

　　就世界范围来看，发动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文学现代主义运动，表现出了对理性的强烈反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抗拒理性，乃是这一场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理性所遭遇的这一命运自然有着相应的知识社会学背景，在那里可以听到尼采“上帝死了”的惊呼与当下泛滥得已经找不到出路的后现代尖叫。在一番攻击和摆脱理性的努力之后，文学对理性的态度似乎只剩下心存戒备，甚至是不理不睬。正如佩斯利·利文斯顿在《理性与文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理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怀疑理性的普遍适用性，倾向于抛弃理性。“就算人们承认理性是人类各门科学中具有某些有限价值的一个观念，那也不一定意味着它与文学有多大的关系。理性概念似乎特别不适合带到文学里去讨论：当下流行的倾向，乃是把文学与疯狂、梦和激情，而不是与理性联系在一起。……所以，尽管哲学和社会科学文献中‘理性’和与它类似的词语是无数条目的题头，而在《现代语言学会》年刊的综合文献中，主题词‘理性’下的条目只有可怜的几条。”[1]欧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反感的原因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波德莱尔那里，陈规陋习与道德教条的老帐都一股脑儿算在了理性的头上，而马拉美从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之本质上的任意性和武断性出发，宣告了理性对文学的无效。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语境里，理性已经被当作典型的科学技术的思想方法，它被理解成与推理、分析、公式、定理毫无二致的机械死板的东西，它意味着不可争议的清晰结论，而文学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思考和叙说的，这就必然要招致文学的反感和排斥。人们怀揣着对理性的偏见，不愿意把理性概念带到文学领域中去讨论，从文学现代性的普遍诉求这一点来看，是可以理解的。而事实上，在文学和理性的交叉地带展开学术探索，尽管会十分艰难却很有必要。想要合乎学理地谈论文学，又打算始终避开“理性”这一哲学元话语的纠缠，几乎是所有研究者最后都难以做到的。

　　与利文斯顿所描述的情形有所不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跟文化学术思潮的热闹景观相呼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文艺理论等研究范围内，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运用理性概念来进行文学阐释和评论的著述。“理性”、“理性精神”、“理性品格”和与之相关的“非理性”等词汇，均成为了人们在研究活动中使用频率颇高的“关键词”。在这些研究的背后，隐匿着来自各种立场的或者是回归理性，或者是告别理性，或者是重建理性的驳杂呼声。参照利奥塔的说法，这些把理性观念跟文学交叉混合的学术研究作为“叙事”，表现了各自的叙事动机，它提供叙事活动的基本动力和合法性。一方面，这种关于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的探讨，有着重新呼唤文学的属人性质和试图确立文学自主性的双重目标。前者指向启蒙主义，如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启蒙理性的赞赏；而后者指向现代主义，如对中国现代文学过于理性化、缺乏非理性精神的抱怨和批评。另一方面，这种关于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的探讨，也 往往包含了叙述者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的考量，很多时候，它仍然被一只无形的政治的手有力地操控着。

　　较早论述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理性精神的是刘纳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性色彩及其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文章开头就提到，“伟大的鲁迅”抱着“启蒙主义”，想“借用”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作者认为鲁迅“属于‘思想的、自觉的天性’，属于‘思想家兼艺术家’”，“他强大的、清醒的理性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奇迹”。而照刘纳看来，“五四”新文学又是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初期的小说作者“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的。”[2]所以，“五四”新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理性色彩。在此基础之上，文章指出了“五四”新文学作家浓厚的哲学兴趣，肯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思索功能。即便是声言“崇尚情感，排斥理性”的创造社作家，他们在或激昂或低沉的情感抒发中，也有着理性的闪光。这篇文章中的“理性”，显然是与“分析”、“议论”、“思想”、“清醒的内容”、“简捷、明确的形式”等紧密关联的概念。作者在篇末指出了这种理性色彩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现代社会逼迫艺术越来越多地容纳理性，并非预示了艺术的衰亡，而是意味着艺术素质的深刻变化。展望艺术的前景，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中国现代文学，不但为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光明的前途，而且为世界进步文学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经验。”这里的“理性”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来说的，它主要表现为超越于感性认识之上把握对象本质、规律的认知能力，而且在论述过程中隐含着论者对文学中的这种“理性”色彩的肯定和赞赏。这篇文章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曾经被广泛认同，其论证的思路也成为了许多相关论文的写作范本。

　　作为一部颇有影响、学术意味较浓的文学史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认为“理性精神的显现”是“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创作的十分重要的潮流与趋向。该书认为从《新青年》鼓动‘文学革命’开始，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指导新文学的创造，使第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具有了强烈的理性批判色彩。可以看出，论者强调的“理性”精神是与思想启蒙紧密相关的，它带着改造社会的实用工具色彩，灌注了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具有鲜明的批判意味。例如，鲁迅的《呐喊》与《彷徨》等作品，就贯穿着作者对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改造国民性的思考，重在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揭露与批判，以及对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考察，其理性色彩体现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该书认为在鲁迅的影响之下，标榜“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也大都执意探索人生社会的究竟，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价值的重新估定。就是倾向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他们也往往在表现自我的同时，用批判的眼光探求人生社会。因此，“重新估定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与由于“人的发现”、“文学的发现”引起的理性探索精神，是贯穿于第一个十年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中的。“这种理性的追求对各种文体的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五四’的作家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该书指认，出现于1921年前后的第一个小说创作浪潮，就是带浓厚理性色彩的“问题小说”热。年轻的小说家们只是试图通过小说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虽然由于理性的过于浅露而造成艺术上的幼稚生硬，但总的来说，问题小说的重理性顺应了‘五四’时期‘思考的一代’探究人生社会的风气”。而“初期新诗也是‘有意为之’的”，“‘五四’后冰心、宗白华等人提倡的‘小诗’，更是在抒情之中时常揉入哲学的联想”。从《新青年》‘随感录’的作者群开始的现代散文，也是重议论，重批评的。该书特别提到鲁迅，认为他的《随感录》，“一出手就充满理性的战斗的锋芒。”这条线一直贯穿下去，在第一个十年以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始终有重议论的、批评人生的杂感式散文。“鲁迅的《野草》虽然重在抒情和表达内心，处处蕴含着生命的体验与追寻，哲理味也是很浓的。就是当时提倡的以抒情写景为主的‘美文’，如冰心、徐地山、朱自清和周作人的一些缜密、漂亮或冲淡的小品，许多也还是探讨人生社会究竟，不乏理性色彩的。”[3]

　　关于五四启蒙主义与“理性”的关系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话题。李泽厚曾批评五四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认为那种激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毁坏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是漠视理性的，跟理性是相冲突的。在谈及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时，王元化肯定杜亚泉是“坚持理性的人”，而对启蒙家那种以态度决定认识为特征的意图伦理（an ethic of intentions）颇为警惕。他认为意图伦理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所以那些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本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别性意识”，[4]这就实际上指出了启蒙主义的理性缺失的问题。也有论者从思维方式的落后论证了五四启蒙主义理性的“缺位”，认为五四启蒙“由于理性不是选择分析与归纳的路线，不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求合乎中国客观基础与可能的前进道路，而是努力通过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重新建构一个‘理想王国’，以继续沿用演绎的方法，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启蒙运动转向，就是很自然的了”。[5]林贤治反对那种质疑五四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的观点，认为启蒙者的激进并非仅凭一时的冲动而失去理性的支持，也不是全出于意图伦理而不讲责任伦理，“相反，这是非常富于理性，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一代”。[6]张光芒在他的《启蒙论》中分析总结了五四启蒙的理性精神，创造性地在五四中国语境下将欲望、情感、意志等元素整合进启蒙理性，从而搭建起了一个在形式逻辑上完整的、自律的系统，保证并深化了五四启蒙和五四文学具有理性精神这个由来已久的观点。

　　不过，严格地说，许多相关的著述应该划到中国思想史的范围里去，因为其兴奋点显然并不在文学，而只是利用文学作品和作家的言论去支撑一个很“思想”的结论，他们也许经不起冷不丁的这么一问：文学跟理性到底有什么关系？近年来较为深入集中地把“理性哲学”和“感性文学”结合起来研究的重要成果是朱德发等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理性”概念含义的阐释，该书除了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概念内涵的演变线索，归纳出启蒙时代所谓的理性意味着分析和综合、意味着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外，还引入了托马斯·阿奎那把理性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这种观念。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照阿奎那的说法，广义的理性，是一种较高的整合性思想，它既是抽象思维，又有直接洞见事物本质的功能；狭义的理性则是指抽象、推理、比较和区分的思维活动，与科学理性内涵相似。启蒙时代以后到19世纪末，基本上是从狭义上来界说理性，以致造成理性就等于抽象思维的误认，而广义的理性强调对本质的直接洞见，这样就使得“理性”在文学创作中具有了合法性。但可惜的是，该书并没有在阿奎那的启示下紧紧抓住“文学”跟“理性”的内在关联来立论，而仍旧受到将文学在“思想”方面作计较的观念的掣肘。作者认为理性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体性的逻辑呈现、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其一般含义通常包括：理性是人的思维活动方式，它包括概念分析、逻辑推理、整合思辨等；理性是一种清醒的理智力量；理性是一种不朽的精神追求；理性也是各种原则原理、规范惯例，是一种限制或束缚自由的力量。该书论述了理性精神的多样性以及理性精神与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思维，并以此作为全书的逻辑中心，生发出一个规模宏大的网状框架，在“启蒙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革命战争文学”、“乡土文学”、“婚恋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哲理文学”等九种文学样态中勘探20世纪中国文学文本中蕴藏的理性精神。

　　二

　　以上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精神的有代表性的成果，而比较零散的论文，从宏观的把握到单个作家、单篇作品的分析，数量比较多。至于不以理性精神为专题而在论述过程中使用了“理性”一词的著述，应该可以说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在文艺理论界，关于文学与理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这些讨论不仅经常会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而且也反映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1986年，许明发表了《理性的自由——文学主体意识界说》一文，提出要积极肯定文学中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他认为文学的审美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进入到高级精神阶段才能达到的理性的自由。许明对理性寄予厚望，后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与钱中文联手，倡导“新理性精神”。他所称的新理性，乃是熔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一体的文化哲学的思路，是以提升人的全面素质为核心的理性。这种理性优先的看法与他对当时中国的文化思潮的理解不无关系：“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思潮凸现了两个重大主题：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反‘文革’主题与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反物欲主义的主题。”[7]这两个主题所蕴涵的历史要求，就是“建设新理性”。与此相反的论点则是为文学的非理性摇旗呐喊。刘晓波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我的文学观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中国就是不能说什么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这类字眼。”“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8]对此，刘晓波在后来发表的《再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百家》1988年第1期）中作了补充说明，他认为西方的实证理性、思辨理性以及宗教-道德理性分别对科学、哲学和信仰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肯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是没有理性的，但如果从屈服于权威、政治来看，中国的传统中，理性又是最为发达的。所以在中国，就是要在文学的领域内大力提倡“非理性”。除了上面两种迥然相异的看法之外，也有论者持折中的立场，兼顾二者的理论诉求，认为“文艺复兴以来日趋强盛的理性权威固然压抑了人的自由本性，但如果任凭非理性本能的自由泛滥，也注定不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因此，有必要“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寻找一种和谐与平衡”。[9]这些来自文艺理论界的观点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它跟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目前的状况一样，都存在着值得深入思考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概念的不确定性甚至自相矛盾。显然，当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的时候，就触及到了关于现代中国理性话语建构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作为指称用法的理性和作为评价用法的理性。也就是说，这里不仅有一个什么是理性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看待理性即理性观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密切相关，对前者的理解与对后者的把握具有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在认定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具有理性精神时，人们大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肯定的评价，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不理性，而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事情并不会总是如此，因为有时候，人们把理性和进步、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理性是正当的，值得大力弘扬的；有时候，却又把它当成了保守、说教甚至封建主义的代名词——理性是专制的，面目可憎的。不消说，要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对理性这一关键概念作出界说是最为重要的。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的那样，“要想对于一种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有关的所有概念作出可靠的解释，就必须先从解决一个中心问题着手，即先从确立一个关键概念的确切含义着手”。[10]遗憾的是，要确立理性这一关键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一件特别费力的事情，大多数人似乎都不太愿意干这种傻事。如果稍微留意一下目前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的论述，我们就会在对学术的繁荣状况备感振奋的同时，又产生深深的困惑。现在，理性这一词语大有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文学现象一网打尽的势头。不仅鲁、沈、郭、茅等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是“理性”的，而且这个在实际运用中越来越意义含混、所指空洞的标签，已经贴满了诸如《新青年》、《学衡》等杂志，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思潮。理性在这种滥用中渐渐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而又干瘪虚空的符号。作为一个关键概念，它不仅在不同的论题中有着不同的内涵，甚而就在同一篇论文中，也被做着完全不同的运用。它一会儿被用来反对封建的愚昧主义，一会儿又被用来反对启蒙者的激进主义。于是，在道德理性、政治理性、科学理性、启蒙理性、红色理性等等内涵各异的概念的分割与组合之下，中国现代文学被抹上了浓烈而难以认清的“理性色彩”。理性概念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西方学术的来源，也受中国语境的制约，合理的探讨需要在对概念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做出反应。而目前可以看到的许多相关论述表现为一种自说自话式的随意发挥，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就指为“理性的”，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做任何理论上的规约，单凭各人的需要而即兴开讲，这就难以具备学理上的有效性，不能形成学理层面上的对话。与此相关，人们对文学的理性的立场也闪烁其词、莫衷一是。

　　其次，是学理逻辑的缺失。由于概念的含混不清，人们在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时，往往难免顾此失彼，在学理逻辑上陷于矛盾的境地。比如，在前面提到的刘纳的论文里，新文学的理性精神的内涵大致包括“思索”的、“议论”的、“哲理”的等等。文中引用了王统照的诗句“生命在精神界跃动着，/思想在无尽的宇宙里冲决着，/使我狂惑！使我痴迷！”并指出“诗的逻辑有些混乱，却真实地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五四’新文学界的心理氛围。当我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留下了思索的深重印迹。”这就是说，有“思索”的痕迹就是其文学理性色彩的一种表征。同时，理性的观念又跟进步、革命联系在一起，甚至有被后者完全吞没的危险。照这篇文章看来，“在现代中国，除一小撮投靠反动势力的帮闲者外，除寥寥可数的‘为艺术而艺术’者外，志在艺术的人们几乎无例外地志在改革社会。一批又一批进步作家以艺术的形式倔强地探索着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出路，一切作品主题都从这不凋腐的母题中派生出来。”这就是“普照”着‘五四’文学的“理性”光辉。那么，值得考虑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者的创作就一定没有理性精神？他们的创作就没有“思索”、“议论”、“哲理”？一定要“思索”到了“改革社会”的文学才有资格带上“理性”的花环，这到底是什么理由？又如目前有些论者对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很有兴趣，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缺乏非理性精神，于是希望看到中国文学的非理性倾向。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不能认识到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对狭隘的工具化的理性的攻击和对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反抗实际上意味着对文学理性的维护，他们用“理性”的方式提倡着“非理性”，似乎相信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指导作家的创作。这使人想起胡塞尔的话：“怎样才能严肃地说明被大吹大擂的、我们曾寄予厚望的反理性主义的理性呢？”他接连问道，“当我们去倾听它的时候，难道它不也试图以理性的思考和推理来说服我们吗？它的非理性难道归根到底不又是一种目光狭隘的、比以往的任何老的理性主义更糟糕的坏的理性主义吗？难道它不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理性吗？”[11]我们还可以接着追问，一个作家到底要怎样在这种用理性语言来传达的论文的指导下去“非理性”地进行创作？至于上文提到的刘晓波的有关西方的理性与中国传统中的理性的论述，则无法说清楚究竟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理性，因而陷入了极大的逻辑混乱。

　　最后，是视野的狭隘和思维方式的僵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习惯于把启蒙主义思潮范畴内的文学纳入到理性精神的名下，把符合某种政治标准的文学现象定为合理的、可以选择的考察对象。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似乎就是作家的创作有值得肯定的思想内涵、有改造国民性的特征或倾向。因此，诸如学衡派、新月派、京派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就一直难以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精神的考察范围，虽然那种一两句话轻轻带过的贴标签式的评论并不少见，但深入的、系统的分析论述至今尚未看到，上面提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就没有理会这些同样高声呼喊理性的倒霉的文学派别。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必然导致研究者的思维定势。张光芒认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其理性精神的特殊性恰恰表现为质疑传统理性并解构一切现有不合理的理性体系”，五四新文学“表现出情与理相互激荡的新的张力样式”，“新文学通过各类形象的情感体验方式与活动方式，展现自身的理性批判功能，并寄寓了作家对理性精神之培育、成长和充实的深层思考。”[12]依笔者陋见，这种观点虽然对五四新文学有新的理论概括，但其逻辑起点仍然经不起“理性”的检视：文学的理性精神就是质疑传统理性？这里明显地跟刘晓波一样，为理性设定了双重标准，且存在着新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由于没有说明为什么文学的理性精神在于质疑传统理性，“理性精神”的帽子是论者爱你没商量地戴在研究对象的头上的，而在这种先入为主的其正确性值得怀疑的前提之下，要探究一个作家的理性精神，只要能够证明他是启蒙思想家或与启蒙主义有或多或少的瓜葛、他秉承着某种有正当性的或正确的思想观念就行了。比如，要说沈从文创作的理性品格，那就先竭力证明他坚持了自己的启蒙理想，或者证明他的创作是有“进步的”思想追求的。要是说到其他作家，从茅盾到徐志摩到赵树理，也一律可以采用这种思路加以解决。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相关的讨论丧失深度，而沦为一种社会政治话语的附庸、一种榨干了文学灵气的机械化的学术生产，同时，相关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将被僵化的思维模式自身消解一空。其实，从学理上讲，启蒙主义并非简单地就意味着理性精神，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一开始就在对人们许诺一个美妙理想的同时，又埋下了将理性工具化、实用化、狭隘化、独断化的祸根。即便是按照目前常见的把理性仅仅与创作主体的思想捆绑在一起的理路来考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们的思想倾向也绝不是只有启蒙思想一家而别无分店，没有必要勉为其难地把一些事实上与通常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距离甚远的作家拉进来。从这一点看，许多论者完全是在知识社会学的维度上发言，而不是在学理建设的维度上说话的。当然，有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讨论问题之前，就已经宿命般地拥有了一个可能他自己并不想拥有的立场。

　　三

　　鉴于以上的种种现状，必须找到适当的研究方法来厘清这些复杂的问题，以便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作出重新考量。当务之急是要切实地认清理性与文学的关系，通过对理性概念的界定为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提供一个逻辑前提、一种理论方案。“此概念存在着如下矛盾现象：一方面其含义一直在发生变化，这种不确定性困扰着人们；另一方面，人们似乎也从未考虑过要放弃这一概念。从古到今，从柏拉图到伽达默尔、普特南，它都受到特别关注，至少要被涉及。人们似乎还难以抑制地热衷于创造它的新含义。”[13]把理性概念当作可以不断调整的动态的思维工具，去适应丰富善变的认识对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任何概念或术语终归不是供人任意捏弄的思想泥团，它总有自己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内涵，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细究概念的内涵及背景的基础上确立它的含义，讨论问题时才具备学理性，而不至于沦为无效的空谈。

　　还应该注意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理性”本身就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词汇，现代中国的思想者和作家赋予了这个词汇极为丰富的意义。王国维在一九〇四年就写下《释理》篇，站在唯意志论的立场上对理性概念作了解释发挥。在杜亚泉的《精神救国论》、《理性之势力》等篇章中，理性也是一个核心词汇，例句可信手拈来，如：“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驱，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为动物之薮泽矣。”[14]他曾抓住蒋梦麟“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原动力”的说法，批驳蒋“是将人类的理性，为情欲的奴隶”。[15]又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就三次使用了“理性”一词，他用理性的名义倡言科学，认为科学法则“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鲁迅也提倡理性，在《破恶声论》里，他援引黑格尔的观点，主张建立“一元论的宗教”，别立“理性之神祠，以奉十九世纪三位一体之真者”。他曾经这样说过：“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16]《学衡》杂志所载的文章中，“理性”和与之含义相近或等同的“理智”更是俯拾即是，吴宓的《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中，“理智”出现了七十九次之多，缪凤林的《希腊之精神》中，则计有四十九次使用了“理性”一词。周作人也经常提倡理性精神，例如他在《谈虎集·乡村与道教思想》中说：“传教式的科学运动是没有用的，最好的方法还只是普及教育，诉诸国民的理性。”他又说“感情是野蛮人所有，理性则是文明的产物，人类往往易动感情，不受理性的统辖，…此亦可谓蛮性遗留之一发现也。”（《谈虎集下卷·剪发之一考察》）沈从文说：“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17]有趣的是，尽管他们的思想观念或文学实践有时候会表现出相异甚至完全相反的倾向和旨趣，但他们在倡导“理性精神”这一点上看起来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避开作家本人对“理性”的叙述而谈论其理性精神，多少会显得有点勉强。而考察“理性”这个关键词在不同作家那里的不同运用状况，描述它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流变过程，就可以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因此，应当把“理性”话语放置于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并分析“理性”话语内部、外部的发生机制，“理性”话语不同陈述者的言说动机，在作为指称用法的理性与作为评价用法的理性之间的张力场中展开论述，由此而获得其内在的规定性和实质内涵，这无疑是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恰当的视角，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注释】

　　[1]Paisley Livingston: Rationality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

　　[2]鲁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4]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学人》第5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5]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7页。

　　[6]林贤治：《五四之魂》，《书屋》1999年第6期。

　　[7]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8]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9]杨守森：《二十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反思》，《文艺研究》1996年第5期。

　　[10]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3页。

　　[11]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12]张光芒：《中国新文学理性精神论纲》，《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2期。

　　[13]徐亮：《当代文艺学中“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概念清理》，《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8期。

　　[14]杜亚泉：《精神救国论（续二）》，《东方杂志》10卷3号，1913年9月。

　　[15]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17卷2号，1920年2月。

　　[16]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25-226页。

　　[17]沈从文：《〈文学周刊〉编者言》，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1期，194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