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金融危机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法国哲学家。
译者按：本文由Alexis Cornel译为英文。
“它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说它是”已经发挥作用了。
像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样的大经济危机不是从任何地方的任何时候到来的，历史上塞满了这样的事情，它们是资本主义道德观的呐喊。
当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单单挑出加尔文主义作为现代性的起源时，他仅仅关注新教伦理是错误的，但是在揭示位于市场机制背后的集体道德承诺方面是正确的。但是随着1914–18年的战争，认真的、节俭的资产阶级让位于恐慌的大肆挥霍的资产阶级。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20年注意到“战争向所有人揭露了消费的可能性，向许多人展示了禁欲的虚荣。劳工阶级或许不再愿意放弃这么多，资本家阶级不再对未来充满信心了，许多人可能寻求更加充分地享受消费的自由，只要它们能持久。”后来，极权主义红与黑的兴起产生了资产阶级对自己局限性的意识。像新政一样，欧洲关于社会管理下的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对以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代表的消灭基本自由的威胁的反应。
后来，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出现了第四次演化：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说就是做。柏林墙倒塌，新的和解世界万岁。新道德抛弃了所有的恐惧和谴责，拥抱后现代的主张，宣称所有的邪恶都已经死亡。市场经济总是通过揭露其可交换性把商品相对化，承认其多样性把善相对化，但是我们的时代第一个宣称通过把风险分散到世界各地，我们有能力把它减少为零。正是“积极思维”的微笑统治最终产生了灾难性影响。
导致现在危机的因素不是我们或许承诺从现在起要控制的出了问题的金融技术而是让它不受限制地使用的笼统的心态。我们应该记住资本主义涉及谨慎地管理和对于老规则的放肆地偏离，分担风险和胆大妄为，比别人更成功地冒险。经济进步不是和平的，它总是在创造和破坏之间摇摆，在老的生产力被抛弃，新的财富资源爆发。但是冷战结束后，和平世界的承诺似乎宣布了没有挑战、没有冲突、没有悲剧的后现代历史的祝福，一个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历史。我们在收获过分信心的后果，缺乏预言家卡珊德拉（Cassandra）的痛苦。
投机泡沫建立在作为自身基础的赌博的基础上。如果用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的术语的话，它是“施事”。大会主席宣布“本次会议现在开始。”这是真的，因为他说会议开始了。这里现实建立在言语基础上，而在通常情况下言语建立在现实基础上，也就是说它不以言行事而是指示性的。类似的，金融泡沫、信用上堆积信用、在自我确认基础上发财。正是包含的自我关系使它成为[泡沫，它逐渐地消除了现实原则：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人的投资创造出来的金融产品。
全能的幻觉不仅让交易者意气风发而且激发了让他这么做的人，不仅是金融机构的头脑们而且是政治界、学术界和媒体权威，他们没有一个人看到任何问题。实际上，自冷战结束以来，以言行事的意识形态“它是真的，因为我们说了是真的”已经控制了西方化的地球，因为敌对阵营瓦解，未来属于我们，所有根本的危险都已经消失。
把自己放在超越“善恶”超越“真假”的后现代主义就生活在宇宙泡沫里。这将是个好事，如果对于全球危机的恐惧能让我们打破心理上的后现代主义泡沫，如果它能冲刷掉我们虔诚的希望的心满意足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事实真相。这可能不过是另一个虔诚的希望而已。但是我们不应该像许多人在1920年代做的那样屈服于灾难情感。是的，历史是悲剧，正如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知道的。是的，正如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或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刻画的一样愚蠢。无论掷骰子还是上帝的行为或者数学精确计算的金融都不能消除偶然性、腐败或者厄运。股票市场的命运不能挽救我们，正如国家不能挽救我们一样。让柏拉图的这些话刻在未来20国集团会议的入口处：“难道没有一个可以用来交换所有东西的真正硬币吗？有啊，那就是智慧。”
【译自：“The Postmodern Financial Crisis” by André Glucksmann
http://www.city-journal.org/2009/19_1_snd-postmodern-financial-crisis.html】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法国哲学家。
译者按：本文由Alexis Cornel译为英文。
“它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说它是”已经发挥作用了。
像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样的大经济危机不是从任何地方的任何时候到来的，历史上塞满了这样的事情，它们是资本主义道德观的呐喊。
当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单单挑出加尔文主义作为现代性的起源时，他仅仅关注新教伦理是错误的，但是在揭示位于市场机制背后的集体道德承诺方面是正确的。但是随着1914–18年的战争，认真的、节俭的资产阶级让位于恐慌的大肆挥霍的资产阶级。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20年注意到“战争向所有人揭露了消费的可能性，向许多人展示了禁欲的虚荣。劳工阶级或许不再愿意放弃这么多，资本家阶级不再对未来充满信心了，许多人可能寻求更加充分地享受消费的自由，只要它们能持久。”后来，极权主义红与黑的兴起产生了资产阶级对自己局限性的意识。像新政一样，欧洲关于社会管理下的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对以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代表的消灭基本自由的威胁的反应。
后来，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出现了第四次演化：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说就是做。柏林墙倒塌，新的和解世界万岁。新道德抛弃了所有的恐惧和谴责，拥抱后现代的主张，宣称所有的邪恶都已经死亡。市场经济总是通过揭露其可交换性把商品相对化，承认其多样性把善相对化，但是我们的时代第一个宣称通过把风险分散到世界各地，我们有能力把它减少为零。正是“积极思维”的微笑统治最终产生了灾难性影响。
导致现在危机的因素不是我们或许承诺从现在起要控制的出了问题的金融技术而是让它不受限制地使用的笼统的心态。我们应该记住资本主义涉及谨慎地管理和对于老规则的放肆地偏离，分担风险和胆大妄为，比别人更成功地冒险。经济进步不是和平的，它总是在创造和破坏之间摇摆，在老的生产力被抛弃，新的财富资源爆发。但是冷战结束后，和平世界的承诺似乎宣布了没有挑战、没有冲突、没有悲剧的后现代历史的祝福，一个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历史。我们在收获过分信心的后果，缺乏预言家卡珊德拉（Cassandra）的痛苦。
投机泡沫建立在作为自身基础的赌博的基础上。如果用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的术语的话，它是“施事”。大会主席宣布“本次会议现在开始。”这是真的，因为他说会议开始了。这里现实建立在言语基础上，而在通常情况下言语建立在现实基础上，也就是说它不以言行事而是指示性的。类似的，金融泡沫、信用上堆积信用、在自我确认基础上发财。正是包含的自我关系使它成为[泡沫，它逐渐地消除了现实原则：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人的投资创造出来的金融产品。
全能的幻觉不仅让交易者意气风发而且激发了让他这么做的人，不仅是金融机构的头脑们而且是政治界、学术界和媒体权威，他们没有一个人看到任何问题。实际上，自冷战结束以来，以言行事的意识形态“它是真的，因为我们说了是真的”已经控制了西方化的地球，因为敌对阵营瓦解，未来属于我们，所有根本的危险都已经消失。
把自己放在超越“善恶”超越“真假”的后现代主义就生活在宇宙泡沫里。这将是个好事，如果对于全球危机的恐惧能让我们打破心理上的后现代主义泡沫，如果它能冲刷掉我们虔诚的希望的心满意足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事实真相。这可能不过是另一个虔诚的希望而已。但是我们不应该像许多人在1920年代做的那样屈服于灾难情感。是的，历史是悲剧，正如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知道的。是的，正如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或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刻画的一样愚蠢。无论掷骰子还是上帝的行为或者数学精确计算的金融都不能消除偶然性、腐败或者厄运。股票市场的命运不能挽救我们，正如国家不能挽救我们一样。让柏拉图的这些话刻在未来20国集团会议的入口处：“难道没有一个可以用来交换所有东西的真正硬币吗？有啊，那就是智慧。”
【译自：“The Postmodern Financial Crisis” by André Glucksmann
http://www.city-journal.org/2009/19_1_snd-postmodern-financial-cris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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