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新一天
安德鲁·戴尔班科 著
吴万伟译
作者简介：安德鲁·戴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教授和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大学协会理事。著作《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美国大选为教育界和专业知识打开了大门，但是大学教授们必须靠自己赢得尊重。
大选日过后不久，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这次选举的“第二个最重大事件”是“美国选民刚刚挑选了一个思想开放的、走出书斋的，注重实践的知识分子。”
这说明了什么？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其经典著作《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指出的美国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错了吗？他说的美国人“对思想界以及被认为充当民众代表的人充满怨恨和怀疑”的潮流因为选出一个既要反思历史和思想又要反思政策和实践的总统而遭到削弱和充分控制了吗？
上个月在西雅图召开的美国大学协会年度会议上人们对这些问题争吵不休。该协会的宗旨是在从社区学院到研究型大学各个层次上推动被定义为培养学生“强烈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公民参与意识”的自由教育。在不贬低市场需要的技术的重要性情况下，自由教育应该包括学习文学、历史文献、哲学问题、科学概念以及外国文化等等。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觉得最近一些年在华盛顿发出的反智主义精神已经妨碍甚至阻拦了对这些目标的追求。前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在“高等教育未来全国委员会”上的审讯口吻以及把关注焦点放在基准和标准化考试的做法被广泛引用。如今处于困境中的院长和校长希望好日子就要到来了。他们判断正确的机会有多大呢？
霍夫施塔特的书是我们考虑教育战略和前景的好起点。虽然直到1963年才出版，但是这本书是在五十年代构思的，当时的反智主义比现在更严重，“笨蛋”一词代表的是功能失常和不忠实的形象。霍夫施塔特认为反智主义是国民血液流通中的抗体，有时候潜伏下来有时候非常活跃，它用煽动性的反应还“高雅”文化以颜色。他认为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来源：具体来说，在美国历史上定期泛滥的宗教极端主义是人们对于所看到的社会缺乏宗教虔诚以及道德堕落做出的回应；更普遍的情况是，公众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学者和高官显贵的怨愤，这些人似乎总是抱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认为没有上过学或者没有学位的人素质低下，不值得尊重。
隐含在霍夫施塔特著作里的观点是试图解释民众态度盛衰摇摆的历史循环论。他写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理解和尊重，”后来这种尊重被一波非利士主义（philistinism）潮流冲跑了。这群反动派的名义领袖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但真正领袖是“令人讨厌的尼克松”以及“警戒会分子”的化身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到了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完成时，他意识到钟摆已经又摆回来了。肯尼迪总统邀请诺贝尔获奖者到白宫做客，华盛顿又成为对哈佛教授和获罗德奖学金的学者慷慨大方的场所。今天人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生活在这种循环的另一个转向中。非利士人离开了，哈佛教授又杀回来了（法学院院长埃莲娜·卡根(Elena Kagan)、前校长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H. Summers）和凯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等人）。
但是知识分子失宠与受宠完全是因为公众的非理性情感吗？这是真的吗？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拥有自己的智囊团，智囊团的领袖是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是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学生，对于古希腊文献非常熟悉。乔治·布什也求助于拥有良好学术背景的顾问，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D. Wolfowitz）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就非常出色，曾经是索尔·贝娄（Saul Bellow）小说中一个角色的原型。同样是芝加哥大学出身的莱昂·卡斯（Leon R. Kass）是布什的伦理学和科学顾问，布什的第二任国务卿莱斯（Condoleezza Rice）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
霍夫施塔特著作的更深刻含义不在于美国人在亲智主义和反智主义阶段之间的摇摆，而在于人们同时具有“对笨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对启蒙和文化的真诚渴望”两种倾向。
为什么人们在渴望文化的同时不能伴随者对知识分子的谨慎呢？毕竟，哈佛教授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罗德奖学金学者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没过多久就被民众不无讽刺地重新命名为“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在得知他们支持越南战争后。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演变成布什政府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也是众所周知的。是他们（还有其他人）让美国再次陷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大学教授们不是要告诉自己美德和警戒主义之间来回摇摆的故事，而是要考虑笼统的智慧尤其是人文科学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反省自己要做什么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我怀疑，许多美国人既不亲智主义也不反智主义，而是像对待任何别的事情一样采取同样的实用主义态度：要看到结果如何。那些根据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尊重文化的“被思考过的被说过的最好精华”观点，认为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接受更广泛文科教育的人需要回应公众的要求：你们拿出证据来说明所你们讲授的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有什么用途。
有些教授，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对这个要求的反应是简单地拒绝其合理性。这是人文主义教育家一直采取的立场，纽曼主教（Cardinal Newman）说“自由知识拒绝被任何目的来指导”，“知识能够成为自身的目的”；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则说“正确理解的高等教育就是以确定的无用性为特征的”。这样的观点中当然包含让人自豪的纯洁性，但是如果教育者希望重新赢得大众对不同于应用型或者职业型教育的文科教育价值的信任，我们就需要用某种方式回应文科教育的用途问题。
我在西雅图会议上听到的基本上有两种答案：第一，如果想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话，国家就需要接受文科教育的人，也就是说国民应该具有多样性、创造性、以及更理想的对外国文化的了解。第二，如果公民要负责任地参与民主社会的活动，也需要了解历史知识，具有批评性思考的能力。
我觉得第二个答案比第一个答案更有说服力。我们不清楚一个国家若没有大众教育就无法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观点是否正确。靠一小撮受教育的精英来管理那些接受技术培训的勤奋和能干的劳动大军，不是比更广泛的人文教育更实惠吗？(到现在为止，中国就一直做得很成功啊)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要让我们宣称的分配正义得到实现的社会真正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需要美国缔造者想象的受教育民众：受教育的有知识的公民才能够思考伦理问题。
还有第三个答案。自由教育，也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在内的教育能加深和丰富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久前我痛苦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当我在为伟大著作、音乐和艺术等必修课(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辩护时，大学里一个上年纪的老校友回应我的观点，“你说的文科教育能为现代生活和公民身份做准备等内容是不错，但你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有点战战兢兢地问他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核心课程真正教给我的是如何享受生活。”
正如奥巴马总统在公开辩论中谈及个人情况一样,我认为我们可以期待人们会越来越尊重旨在培养个人素质即道德和审美敏感性的自由教育。我们也可以期待尤其是作为科学研究场所和机会引擎的大学会发现政府是友好的合作者。临时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包括了联邦政府对于低收入学生的有限度的支持，以及对大学校园可随时启动的建设工程的大笔资金支持。
但是如果美国大学要繁荣包括历史、文学、哲学、艺术以及科学教育在内的真正的自由教育，我们或许可以先从对来自象牙塔之外的假定的“反知识分子”的防御性立场撤退，扪心自问大学里的我们是否达到了所宣扬的价值目标。
我们能和霍夫施塔特一起说“在所有可以被称为享受特权的阶层中，只有知识分子表现出对全社会范围内位于自己所在阶层之下的民众利益‘最大的、最持久的关注’吗”? 当然，大学教授们谈了很多社会公平问题，但是当我们最有钱、最著名的大学都承认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可怜比例（常常低于10%）时，我们的言论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在自由教育的目的中有一个是培养自我质疑和自我怀疑的能力。许多大学教授最近正确地认识到，这些品质是我们的政治和管理精英所欠缺的东西。但是我们能诚实地说按照同样的标准我们就不缺少吗？学术界人文科学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术语堆砌的理论泛滥后，我们能肯定地说艾森豪威尔总统（霍夫施塔特的引用)的话是完全错误的吗？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喋喋不休地解释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的东西的人”。
当然，奥巴马总统言辞魅力的秘密之一是他从我们国家的历史中汲取灵感的能力，虽然他用娓娓动听的话热情洋溢的态度承认过去的悲剧和扭曲。因此他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即可以毫不尴尬地承认又不是不加批判地尊重的传统。如果文科教育要给年轻人力量和意义的话，在批评和监护之间保持平衡一直是最根本的内容。但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科学里一直是讽刺和反对偶像占主流，因而没有能维持平衡。我怀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文科教授失去了大学以及整个社会对我们的尊重，虽然我相信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对文化战争感到身心疲惫的婴儿潮一代后面的年轻学者。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反省自己就能处在一个获得我们渴望的公众信赖的更有利的位置。毕竟，文科学习的最终目标一直是认识自我。
【译自：“A New Day for Intellectuals” by Andrew Delbanco
http://chronicle.com/cgi2-bin/printable.cgi?article=http://chronicle.com/free/v55/i23/23b00801.htm】
吴万伟译
作者简介：安德鲁·戴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教授和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大学协会理事。著作《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美国大选为教育界和专业知识打开了大门，但是大学教授们必须靠自己赢得尊重。
大选日过后不久，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这次选举的“第二个最重大事件”是“美国选民刚刚挑选了一个思想开放的、走出书斋的，注重实践的知识分子。”
这说明了什么？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其经典著作《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指出的美国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错了吗？他说的美国人“对思想界以及被认为充当民众代表的人充满怨恨和怀疑”的潮流因为选出一个既要反思历史和思想又要反思政策和实践的总统而遭到削弱和充分控制了吗？
上个月在西雅图召开的美国大学协会年度会议上人们对这些问题争吵不休。该协会的宗旨是在从社区学院到研究型大学各个层次上推动被定义为培养学生“强烈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公民参与意识”的自由教育。在不贬低市场需要的技术的重要性情况下，自由教育应该包括学习文学、历史文献、哲学问题、科学概念以及外国文化等等。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觉得最近一些年在华盛顿发出的反智主义精神已经妨碍甚至阻拦了对这些目标的追求。前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在“高等教育未来全国委员会”上的审讯口吻以及把关注焦点放在基准和标准化考试的做法被广泛引用。如今处于困境中的院长和校长希望好日子就要到来了。他们判断正确的机会有多大呢？
霍夫施塔特的书是我们考虑教育战略和前景的好起点。虽然直到1963年才出版，但是这本书是在五十年代构思的，当时的反智主义比现在更严重，“笨蛋”一词代表的是功能失常和不忠实的形象。霍夫施塔特认为反智主义是国民血液流通中的抗体，有时候潜伏下来有时候非常活跃，它用煽动性的反应还“高雅”文化以颜色。他认为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来源：具体来说，在美国历史上定期泛滥的宗教极端主义是人们对于所看到的社会缺乏宗教虔诚以及道德堕落做出的回应；更普遍的情况是，公众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学者和高官显贵的怨愤，这些人似乎总是抱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认为没有上过学或者没有学位的人素质低下，不值得尊重。
隐含在霍夫施塔特著作里的观点是试图解释民众态度盛衰摇摆的历史循环论。他写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理解和尊重，”后来这种尊重被一波非利士主义（philistinism）潮流冲跑了。这群反动派的名义领袖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但真正领袖是“令人讨厌的尼克松”以及“警戒会分子”的化身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到了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完成时，他意识到钟摆已经又摆回来了。肯尼迪总统邀请诺贝尔获奖者到白宫做客，华盛顿又成为对哈佛教授和获罗德奖学金的学者慷慨大方的场所。今天人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生活在这种循环的另一个转向中。非利士人离开了，哈佛教授又杀回来了（法学院院长埃莲娜·卡根(Elena Kagan)、前校长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H. Summers）和凯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等人）。
但是知识分子失宠与受宠完全是因为公众的非理性情感吗？这是真的吗？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拥有自己的智囊团，智囊团的领袖是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是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学生，对于古希腊文献非常熟悉。乔治·布什也求助于拥有良好学术背景的顾问，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D. Wolfowitz）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就非常出色，曾经是索尔·贝娄（Saul Bellow）小说中一个角色的原型。同样是芝加哥大学出身的莱昂·卡斯（Leon R. Kass）是布什的伦理学和科学顾问，布什的第二任国务卿莱斯（Condoleezza Rice）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
霍夫施塔特著作的更深刻含义不在于美国人在亲智主义和反智主义阶段之间的摇摆，而在于人们同时具有“对笨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对启蒙和文化的真诚渴望”两种倾向。
为什么人们在渴望文化的同时不能伴随者对知识分子的谨慎呢？毕竟，哈佛教授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罗德奖学金学者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没过多久就被民众不无讽刺地重新命名为“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在得知他们支持越南战争后。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演变成布什政府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也是众所周知的。是他们（还有其他人）让美国再次陷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大学教授们不是要告诉自己美德和警戒主义之间来回摇摆的故事，而是要考虑笼统的智慧尤其是人文科学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反省自己要做什么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我怀疑，许多美国人既不亲智主义也不反智主义，而是像对待任何别的事情一样采取同样的实用主义态度：要看到结果如何。那些根据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尊重文化的“被思考过的被说过的最好精华”观点，认为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接受更广泛文科教育的人需要回应公众的要求：你们拿出证据来说明所你们讲授的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有什么用途。
有些教授，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对这个要求的反应是简单地拒绝其合理性。这是人文主义教育家一直采取的立场，纽曼主教（Cardinal Newman）说“自由知识拒绝被任何目的来指导”，“知识能够成为自身的目的”；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则说“正确理解的高等教育就是以确定的无用性为特征的”。这样的观点中当然包含让人自豪的纯洁性，但是如果教育者希望重新赢得大众对不同于应用型或者职业型教育的文科教育价值的信任，我们就需要用某种方式回应文科教育的用途问题。
我在西雅图会议上听到的基本上有两种答案：第一，如果想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话，国家就需要接受文科教育的人，也就是说国民应该具有多样性、创造性、以及更理想的对外国文化的了解。第二，如果公民要负责任地参与民主社会的活动，也需要了解历史知识，具有批评性思考的能力。
我觉得第二个答案比第一个答案更有说服力。我们不清楚一个国家若没有大众教育就无法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观点是否正确。靠一小撮受教育的精英来管理那些接受技术培训的勤奋和能干的劳动大军，不是比更广泛的人文教育更实惠吗？(到现在为止，中国就一直做得很成功啊)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要让我们宣称的分配正义得到实现的社会真正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需要美国缔造者想象的受教育民众：受教育的有知识的公民才能够思考伦理问题。
还有第三个答案。自由教育，也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在内的教育能加深和丰富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久前我痛苦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当我在为伟大著作、音乐和艺术等必修课(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辩护时，大学里一个上年纪的老校友回应我的观点，“你说的文科教育能为现代生活和公民身份做准备等内容是不错，但你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有点战战兢兢地问他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核心课程真正教给我的是如何享受生活。”
正如奥巴马总统在公开辩论中谈及个人情况一样,我认为我们可以期待人们会越来越尊重旨在培养个人素质即道德和审美敏感性的自由教育。我们也可以期待尤其是作为科学研究场所和机会引擎的大学会发现政府是友好的合作者。临时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包括了联邦政府对于低收入学生的有限度的支持，以及对大学校园可随时启动的建设工程的大笔资金支持。
但是如果美国大学要繁荣包括历史、文学、哲学、艺术以及科学教育在内的真正的自由教育，我们或许可以先从对来自象牙塔之外的假定的“反知识分子”的防御性立场撤退，扪心自问大学里的我们是否达到了所宣扬的价值目标。
我们能和霍夫施塔特一起说“在所有可以被称为享受特权的阶层中，只有知识分子表现出对全社会范围内位于自己所在阶层之下的民众利益‘最大的、最持久的关注’吗”? 当然，大学教授们谈了很多社会公平问题，但是当我们最有钱、最著名的大学都承认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可怜比例（常常低于10%）时，我们的言论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在自由教育的目的中有一个是培养自我质疑和自我怀疑的能力。许多大学教授最近正确地认识到，这些品质是我们的政治和管理精英所欠缺的东西。但是我们能诚实地说按照同样的标准我们就不缺少吗？学术界人文科学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术语堆砌的理论泛滥后，我们能肯定地说艾森豪威尔总统（霍夫施塔特的引用)的话是完全错误的吗？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喋喋不休地解释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的东西的人”。
当然，奥巴马总统言辞魅力的秘密之一是他从我们国家的历史中汲取灵感的能力，虽然他用娓娓动听的话热情洋溢的态度承认过去的悲剧和扭曲。因此他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即可以毫不尴尬地承认又不是不加批判地尊重的传统。如果文科教育要给年轻人力量和意义的话，在批评和监护之间保持平衡一直是最根本的内容。但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科学里一直是讽刺和反对偶像占主流，因而没有能维持平衡。我怀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文科教授失去了大学以及整个社会对我们的尊重，虽然我相信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对文化战争感到身心疲惫的婴儿潮一代后面的年轻学者。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反省自己就能处在一个获得我们渴望的公众信赖的更有利的位置。毕竟，文科学习的最终目标一直是认识自我。
【译自：“A New Day for Intellectuals” by Andrew Delbanco
http://chronicle.com/cgi2-bin/printable.cgi?article=http://chronicle.com/free/v55/i23/23b008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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