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居高临下态度的根源——势利是文科人士的最后庇护所
威廉·沃格利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威廉·沃格利（William Voegeli），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亨利·萨尔瓦托利中心（Henry Salvatori Center）访问学者，《克莱蒙特书评》的特约编辑。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挑选莎拉·佩琳（Sarah Palin）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引发人们激烈的嘲笑和蔑视。南卡罗莱纳民主党主席说佩琳夫人担任高级官员职务的唯一资格是她从来没有堕过胎。搞笑明星比尔·马赫（Bill Maher）挖苦说这是让“女服务员”成为接替总统职务的第一人选的想法。这种嘲笑引起《大西洋月刊》的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写出这样的话，“在我的经历中，城市自由派明确认为宗教认同庸俗透顶，福音派基督教是绝对是智力障碍的标记，挥舞旗帜的爱国主义是被看作笑话的和让人尴尬的举动。”
嘲笑佩琳夫人的事情发生在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写下这句名言的45年后：“我宁愿生活在由波士顿电话薄上前2000个名字的人而不愿意由哈佛大学的2000名教授管理的社会。”从理查德·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数”到佩琳夫人的选举活动的“虔诚的、说话朴实的、勤劳辛苦的冰球妈妈”,保守派一直宣称他们赞同普通人的常识。自由派---从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到奥巴马再到数不清的作家、艺术家、教授常常愿意在这个剧本里甘拜下风，虽然他们知道选民对于他们的自由事业是不可缺少的，可是仍然忍不住嘲笑这些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派的事业是改善普通美国人的前景和经济安全，但美国民众的观念和智商往往成为自由派喜欢嘲笑的对象。
伯克利辨认出来的大学校园中流行的政治错误路线得到“高等教育圈内”博客UD的证实。该博客贬低佩琳夫人的爱达荷大学传播学学位，总结说“很多美国人似乎不喜欢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不愿意让这些人管理国家，”他接着说：
我们需要鼓励每个人尽可能在大学多学习一些年，希望通过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接触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接触自己父母的宗教传统之外的道德观念。如果他们不能在大学得到这些，在别的地方同样不能。
因此，高等教育是治疗教育，它治疗的疾病是美国的家庭教育。
必须注意的是，伯克利不大可能是保守派民粹主义的鼓吹者。到了1963年，只有30多岁的伯克利已经塑造出“我们文化历史上最独特的”公共形象，按照记者威廉·哈格兰（William Hogeland）在最近一期《波士顿评论》的文章中写的，“伯克利精心挑选的侮辱用词和令人厌烦的多音节词让他成为大众文化模式的思想、文化、言辞进步的代言人，是沉着镇静的鉴赏家和人类思想和言论精华的捍卫者。”即使站在群众一边反对教授的时候，伯克利也用守旧的语法准确性来系统地阐述他的倾向性(“我宁愿生活”)，他的用词都是教授休息室中喜欢的说法，和退伍军人联合会大厅的话语格格不入。
我们可以暂不考虑他的电话薄名言，进入很少被人引用的反对由杰出学者管理国家的解释性理由来弄明白这个矛盾：
天知道，不是因为我看不起哈佛教授的智力、知识、慷慨、甚至亲切友好，而是因为我非常担心智慧的傲慢。拒绝接受任何常见的前提是大学的典型特征。我认为人们能在随机挑选的2000名波士顿居民中发现对上帝权威的尊重或者对于我们祖先智慧的尊重，但是这些哈佛教授都不具备。即使这个教授碰巧信仰上帝，他也倾向于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时犯了一些错误，他可以来纠正；当他对于祖先的智慧表示敬意时，倾向于带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好像说我们早已超过了你们这些人的所有成就。
后来在“美国教育的迷茫”一文中，伯克利进一步阐述了大学拒绝的“共同前提”：“摩西十戒不是坐着等待某些虚张声势的伦理学教授来攻击并不可避免地废除掉。人们已经领会了某些伟大真理，在道德领域，人们领会了所有的基本真理。”
所以，伯克利的立场并非真正的民粹主义者立场。民粹主义的立场是民众天生比精英更讲道理和更有美德。伯克利不那么直截了当的含义是我们生活在人们碰巧拥有比教授更好判断力的时代。如果相反的情况是真实的，即如果教授更尊重上帝的法则或者传统的智慧，伯克利的论证将变成了支持由学者而不是公民按比例组成的委托管理的政府（pari passu）(正如他本来就会说的)。
按照这个观点，把电话薄中的人和教授区别开来的因素是他们信任和尊重存在于历史之外的深刻真理。听从历史之外存在的深刻真理而且愿意接受“死者的民主”。容纳早已去世和被遗忘的人的判断所积累的智慧可能比碰巧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民众（包括最聪明的人在内）能更好地够抓住真理。
相反，教授们期待有人听从而不是听从别人。他们的“智慧傲慢”是进步主义假设的后果，这种主义认为进步是最根本的现实。进步信念是相信现在比过去更好更聪明，将来比现在更好更聪明。历史之外的真理比如自然规律和上帝的本质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可知，要么不重要。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进步人士不相信历史是按照确定的道路进入一个不可抗拒的具体结论的道路。相反，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持续的和永久性的，其彻底性是不可知的，历史有最终目标的观点是彻底的错误观念。但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能更容易地辨认出来历史的下一步。
杰出学者凭借良好的教育能够看到同胞所看到的地平线外更远的地方，能够调解从现在的位置到未来位置的转变。最重要的进步主义者是在当总统之前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伍德罗·威尔逊，他说如果政治家要成为领袖，就必须具备“让国民做好准备进入政治过程的下一步。”政治家教训别人或者虚张声势是要产生相反效果的，但是他看清历史发展方向的优越性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民众思想的力量是盲目的：他必须给他们指明方向，他们可能犯的错误必须由他来纠正。”
进步主义者及其自由派后裔已经发现越来越难以保持对需要被带领进入更美好未来的民众的尊重态度，虽然威尔逊自己坚持对国民的尊重。他写到“没有任何改革是能成功的，如果国民的主要思想没有准备好的话。”受到良好教育的少数人未必是安全的领袖，除非他们把指导传播给民众，除非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共同的大众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简单的教学问题。教授不能给没有做好知识准备的学生讲授微积分课程，不管教授备课多么充分，如果他给不会算乘法的学生讲微积分的话，肯定会失败的。政治领袖就像演员或者老师，必须了解观众，了解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局限性。
遵循威尔逊建议的困难部分也是政治上的。试图给没有知识基础的学生讲授课程的教授可能面临被不予理睬的风险。在民主国家，试图指导没有意愿走的方向的民众的领袖面临被选掉的风险。领袖需要“测验和计算”民众进入发展的下阶段的意愿，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小心”。非常谨慎小心的政治家带领人民时候甚至不让民众意识到是在被人带领，不仅劝说民众进入历史的下个目的地，而且恰好是他们一直想遵循的道路。
威尔逊呼吁的政治领袖很少见，这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他寻求的谨慎小心很难实现。它要求穿透人们动荡不定的理想的洞察力,然后非常巧妙地委婉地给群众讲解让他们像接受自己的意见一样接受领袖“国家永久力量方向”的认识。第二，很难愿意去实现。罗纳德·里根总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在乎自己的声誉的话，他就没有不能做的事，没有不能去的地方”但是，有不少进入政界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威尔逊描述的政治艺术会更加有效，如果政治家在重要历史关头变得更低调，不爱出风头，乐意接受被历史忘记，被当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话，但是从最好处说，那种领袖是很罕见的。威尔逊本人在关键时候就发现很难遵循自己的建议。当时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的著名抱怨是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比上帝传下来的十戒还多四点，这并不表明威尔逊的同行发现他缺乏自信或者谦虚谨慎。
但是，出人头地的渴望不是为民主准备的问题，而是民主的问题。拥有社会野心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的人会发现把自己看作或者被别人看作威尔逊所说的“少数受教育精英”是感觉非常爽的，如果被当作无知大众的一员是最让人担忧的梦魇。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让我和聪明人一起欢笑，和有钱人一起吃饭。”在当今普遍富裕的时代，当不富裕的人也面临肥胖困扰的时代，成为别人渴望一起欢笑的少数精英的欲望就变得特别迫切。正如里昂·维森特尔（Leon Wieseltier）在《纽约客》引起争议的把奥巴马总统夫妇描述为恐怖分子的封面故事中写的那样，“形象是最不愿意遭遇被笑话遗忘的尴尬者的创造，它是灵魂的桥梁和通道”。
自从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175年前写《美国的民主》以来，贵族还没有表现出复活的迹象。在考虑民主的优点时，我们应该比他感觉更安全些。严格的等级差别常常让事情变得很糟糕，给笨蛋、恶棍、粗俗之人赋予权力和地位同时把很有才干的人边缘化，并让他们的生活岌岌可危。不过，生活中肯定存在一些宁静的东西，这样的社会里并非人人都急于证明自己是天才。
在民主时代唯一可以容忍的是自然贵族，在人人机会平等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是唯一成为贵族的方法。而社会贵族理所当然地接受他的地位，他生活在人人都知道他的贵族地位的社会。自然贵族生活在人人都必须争取和捍卫自己地位的社会，不能把任何东西都看作理所应当的，他需要用自己的才干、品味、智慧等来证明理所应当是少数受良好教育的精英。这种需要就像加尔文教派需要在生活中证明来世可以生活在上帝居住的地方一样严格和让人疲惫不堪。
约瑟夫·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写了两本有关平等国家中出人头地的问题，1980年的《野心》(1980)考察的是申请成为自然贵族资格的棘手问题，2002年的《势利》关心的是同样棘手的确认这种资格的问题。
野心很困难因为给世界留下印象本来就是困难的。除此之外，野心很微妙，因为我们期待自然贵族类似于社会贵族，要表现出轻轻松松赢得这个地位，对众人的意见不屑一顾的神气。但是作为积极往上爬的人，我们总看到轮子在转动，时时感受到饥渴。
在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自由’和‘机会’这些术语并不是给你把别人挤下去自己往上爬的许可证。”结果，和许多新政者的信念相反，美国不是“成熟的经济”，大幅度增加的国家财富不得不在管理下分配以防破坏性的恶性争夺。发财不一定是零和游戏，但地位竞争绝对是零和游戏。我们不赞同野心部分是防御性的，往上爬的成功者虽然不一定把我们挤下来，但肯定让我们离成功之巅更遥远了。
所以，艾普斯坦写到“野心在公众看来越来越多地和人性中被认为可鄙的特征联系在一起。”除了咄咄逼人往前冲外，野心家“被普遍认为是一门心思地专注于狭隘的自私目的，失去了诸如魅力、同情心、想像力、或导致自我怀疑的反思能力等让人苦恼的品质。”因此，
或许当今美国没有一个作家会认真考虑写一本这样的小说，一个人决心要取得生活上的成功，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决定性的行动、谨慎取得成功,没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没有造成家人的痛苦、没有把自己变成笨蛋或者疯子。只要其他更熟悉的小说能够给人更多心理安慰的时候，这样的小说不可能被写出来。流行的小说肯定是野心勃勃的人对抗社会要么失败，要么在付出个人尊严和体面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注意到在美国，“企业和文化的普遍原则一直是麦迪逊提出的政治原则：让野心对付野心。”但是依靠野心制衡野心不能很容易地容纳艾普斯坦描述的对野心和野心家的蔑视。蔑视的基础是卢梭对于资产阶级的诅咒，这个观点似乎在美国缔造者起草宪法的时候还没有越过大西洋办理通关手续来到美国，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说:
[资产阶级]这个词有强烈的负面意义，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想仅仅成为资产阶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几乎全体一致地瞧不起他，在很多情况下把自己定义为反对资产阶级的人。资产阶级没有修养、没有品味、没有道德、没有英雄气概。几乎所有的改革最初都有矫正资产阶级或者抗衡资产阶级的动机。
对于想发财、想成名、想掌权的人来说，野心是必要的。对那些把野心贬斥为庸俗、浅薄、自私的资产阶级特征的人来说，依靠野心遏制野心根本就不可靠。这样做只能加剧竞争的激烈程度，卢梭式资产阶级批评家相信竞争是根本上破坏性的，不仅对于社会和谐，而且对于个人的心理健康来说都是如此。对于这种批评家来说，用自己的野心对抗别人的野心是自我堕落的行为，即使你成功了，你也是失败者，因为你已经被拉下水进入竞争中了。
因此，如果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避难所的话，势利就是人文艺术专业者的最后避难所。这些往上爬者可能捞到更大的房子、更漂亮的轿车、享受更惬意的假期，但是这些渴望华而不实的虚假性正好验证了文科专业的信仰---这些野心家品味低劣，内心贫瘠。摆阔气的消费广告的不是财富而是获得这种消费品的人不显山不露水地炫耀，补充它的是对于惹眼的消费的惹眼的蔑视。丰田普锐斯（Prius）是司机美德的证明不是他有钱的标志。在本田已经取消生产雅阁（Accord）混合型的时代，它特别的朴素使它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结果没有人想购买和融化冰山的V-6发动机无法区别开来的混合型汽车。
在某种程度上，人文艺术专业者的道路变得不那么陡峭了。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天堂里的波波族》(2000)写的那样，新的资产阶级波希米亚人已经找出两全其美的方法。他们能拥有骄车、美宅、漂亮衣服、令人艳羡的度假等，只要所有这些消费品是巴比特（the Babbitts）不愿意购买的不喜欢的，或者他们认为有特别神秘的吸引力的。波波族可以从事社会观感良好的体面职业，有足够的收入支付社会正确的生活方式，比如在硅谷、在公共利益法律事务所、涉及网络或者可再生能源的起动等领域工作，按照布鲁克斯先生的说法，他的工作“是事业、是一种召唤、是专长”。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波波族的兴起让人文艺术专业者的生活更加困难。任何东西都放大了，错误的服装、职业、母校、汽车、口音、态度等等都能破坏自己宣称的属于少数精英的说法，这样的生活是折磨人的，让人疲惫不堪的。
在《叛逆者的国度》(2004)中，约瑟夫·希斯（Joseph Heath）和安德鲁·波特（Andrew Potter）认为品味是一种“地位商品”。通过“重新创造地位等级差别”，好的品味“给拥有者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优越感”他们还指出，好品味基本上是一种好的厌恶:贬低错误事物的地位价值比欣赏正确事物的价值更重要、更可靠。把迪斯尼世界和全国赛车联合会（Nascar）联系起来而获得的唯一地位优势来自讽刺的口吻,表达你不过是在开玩笑的意思。正如作者特德·弗里德（Tad Friend）指出的，这种处心积虑地要向世界展示你具有诊断通俗文化弊端的高雅的审美鉴赏力的做法在那些真正尊重高雅文化的人中间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替代品不仅无趣而且对其地位没有任何威胁。
我们的时代已经看到政治蔑视与文化蔑视实行了无缝连接。著名的小说家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E.L. Doctorow）在1980年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写到罗纳德·里根成长于“美国文学中对自己出生地表现出破坏心灵的自满情绪这个永恒主题的地方（伊利诺斯州小镇），那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只要可能都逃离了格尔斯堡（Galesburgs）和狄克森（Dixons）,但是候选人不在这些人中间。”里根确实上过大学，但不是那种更够给予他接触家乡小镇之外的世界的灵魂探索接触质疑父母宗教观念的机会。相反，多克托罗写到，“一个五流学校的三流学生能够从舞台、辩论会、关系网和兄弟会等处学习，培养男子汉气质、流利的口才、真诚的态度，这些都让他深受别人喜欢，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一鸣惊人了。里根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中获得成功，担任得梅因市（Des Moines）电台播音员，接受了一些当地机构的演说邀请，为兄弟会、青年俱乐部等发表演讲，播送体育故事，并从中得出基督教青年会的道德观。
从这里我们看到过去28年来自由派采用的居高临下态度的所有基本元素。每期《纽约客》、《名利场》、《滚石》等都清楚说明乔治·布什的政策顾问、共和党人和笼统的保守派等都是邪恶的、愚蠢的。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这些人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居住地还是生活方式、信仰、工作、娱乐、说话、思维方式等等都不可救药地没有品味。如果和这样的人开始交谈，虽然承认可能了解到一些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但是乏味透顶，就可能像选择到威奇塔（Wichita）而不是托斯卡尼（Tuscany）度假一样无聊。
传统上来说政党是由共同的信念和利益而集中起来的团体。现代民主党或许是第一个靠共同情感组织起来的政党。蔑视笨蛋的时尚人士发现竟然曾在阶级选择中败给了这些人而非常生气和困惑。
但是，这种蔑视不仅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是得罪人的。优越感的问题是这些人认为被嘲笑的人很可能非常愚蠢，根本就认识不到被人嘲笑了，不管你嘲笑别人还是被人嘲笑。小说家简·斯迈利（Jane Smiley）把这种现象称为“红色州那些朽木不可雕的无知笨蛋。”当少数受教育精英无法通过威尔逊式的谨慎带领广大傻瓜民众前进时，或者用恩赐态度说服他们屈服时，后退策略就是让中产阶级（épater la bourgeoisie）感到震惊。
知识分子就是长矛的顶尖。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写了一本书考察《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他是战争记者，把报道局限在针对一个方向的射击，但对知识界的反美主义不置一词。反美主义的部分内容把知识界的严肃性等同于欧洲人对美国社会的蔑视，认为它野蛮而不是文明。一个电影制片人在2004年大选后在上西区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达了这个观点，她说“纽约是远离欧洲海岸的一个岛屿”，解释了约翰·克里（John Kerry）虽然在曼哈顿获得83%的支持率，为什么在全国选举中失败。她的话呼应了《纽约客》电影评论家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在1972年选举后对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著名评论“我只认识一个投票支持尼克松的人，我不知道那些人（尼克松的支持者）在什么地方。他们不在我的范围内。但是有时候当我在戏院看戏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这个项目的另一部分是让美国人兴高采烈的爱国主义假设陷入困惑。少数受教育精英必须被认识到，不仅美国的过去一直是血腥的、可耻的，而且所谓的美国“敌人”的破坏，如果仔细考察后会发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羡慕的。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书《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2001)考察了“亲暴政的知识分子”。
已经去世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是让人惊叹的博学者、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但是没有一个美国社区学院的辍学者会像她一样容易上当受骗，1968年到河内旅行并发回报道“北越人真正关心数以百计的美国被俘飞行员的福利，给予他们比越南人更多的配给品，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伟大，正如越南军官告诉我的，他们比我们更习惯于吃肉了。
另外三十年的阅读、写作和反思并没有改善桑塔格的判断。她对于9-11袭击的著名反应是：
说这不是对“文明”或者“自由”或者“人性”或者“自由世界”的“懦弱的”攻击而是对自称超级大国的攻击，是具体的美国盟国和行动的后果的证据在哪里呢？在勇气问题上（道德上中立的美德）说周二暴行的施暴者什么都行，但不能说他们是懦夫。
这样说的话，那么割断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喉咙携带自杀式炸弹的行为应该是英勇行为了。
同样道理，不管对于莎拉·佩琳的能力和局限性的准确评价到底是什么，无法想象那种认为她需要花费20年的时间和小耶利米·赖特牧师（Rev. Jeremiah Wright）亲密接触才能注意到他真诚地相信的具有危害性的狂热观点。把所有这些言论串联在一起的线索---9-11袭击和美国推行的恐怖主义相比不过是小事、通过有意的政府政策让美国人感染、路易斯·法拉罕（Louis Farrakhan）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是美国是邪恶的、可鄙的地方，对于美国的批评怎么严厉都不为过。奥巴马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位或许证明了他的智力水平，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有良好的判断力。在这点上，正如威廉·伯克利在45年前说的那样，我们寻求建议的人应该是爱达荷大学的毕业生，甚至要听听女服务员的意见。
【译自：“The Roots of Liberal Condescension” by William Voegeli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492175917805451.html】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威廉·沃格利（William Voegeli），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亨利·萨尔瓦托利中心（Henry Salvatori Center）访问学者，《克莱蒙特书评》的特约编辑。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挑选莎拉·佩琳（Sarah Palin）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引发人们激烈的嘲笑和蔑视。南卡罗莱纳民主党主席说佩琳夫人担任高级官员职务的唯一资格是她从来没有堕过胎。搞笑明星比尔·马赫（Bill Maher）挖苦说这是让“女服务员”成为接替总统职务的第一人选的想法。这种嘲笑引起《大西洋月刊》的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写出这样的话，“在我的经历中，城市自由派明确认为宗教认同庸俗透顶，福音派基督教是绝对是智力障碍的标记，挥舞旗帜的爱国主义是被看作笑话的和让人尴尬的举动。”
嘲笑佩琳夫人的事情发生在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写下这句名言的45年后：“我宁愿生活在由波士顿电话薄上前2000个名字的人而不愿意由哈佛大学的2000名教授管理的社会。”从理查德·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数”到佩琳夫人的选举活动的“虔诚的、说话朴实的、勤劳辛苦的冰球妈妈”,保守派一直宣称他们赞同普通人的常识。自由派---从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到奥巴马再到数不清的作家、艺术家、教授常常愿意在这个剧本里甘拜下风，虽然他们知道选民对于他们的自由事业是不可缺少的，可是仍然忍不住嘲笑这些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派的事业是改善普通美国人的前景和经济安全，但美国民众的观念和智商往往成为自由派喜欢嘲笑的对象。
伯克利辨认出来的大学校园中流行的政治错误路线得到“高等教育圈内”博客UD的证实。该博客贬低佩琳夫人的爱达荷大学传播学学位，总结说“很多美国人似乎不喜欢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不愿意让这些人管理国家，”他接着说：
我们需要鼓励每个人尽可能在大学多学习一些年，希望通过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接触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接触自己父母的宗教传统之外的道德观念。如果他们不能在大学得到这些，在别的地方同样不能。
因此，高等教育是治疗教育，它治疗的疾病是美国的家庭教育。
必须注意的是，伯克利不大可能是保守派民粹主义的鼓吹者。到了1963年，只有30多岁的伯克利已经塑造出“我们文化历史上最独特的”公共形象，按照记者威廉·哈格兰（William Hogeland）在最近一期《波士顿评论》的文章中写的，“伯克利精心挑选的侮辱用词和令人厌烦的多音节词让他成为大众文化模式的思想、文化、言辞进步的代言人，是沉着镇静的鉴赏家和人类思想和言论精华的捍卫者。”即使站在群众一边反对教授的时候，伯克利也用守旧的语法准确性来系统地阐述他的倾向性(“我宁愿生活”)，他的用词都是教授休息室中喜欢的说法，和退伍军人联合会大厅的话语格格不入。
我们可以暂不考虑他的电话薄名言，进入很少被人引用的反对由杰出学者管理国家的解释性理由来弄明白这个矛盾：
天知道，不是因为我看不起哈佛教授的智力、知识、慷慨、甚至亲切友好，而是因为我非常担心智慧的傲慢。拒绝接受任何常见的前提是大学的典型特征。我认为人们能在随机挑选的2000名波士顿居民中发现对上帝权威的尊重或者对于我们祖先智慧的尊重，但是这些哈佛教授都不具备。即使这个教授碰巧信仰上帝，他也倾向于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时犯了一些错误，他可以来纠正；当他对于祖先的智慧表示敬意时，倾向于带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好像说我们早已超过了你们这些人的所有成就。
后来在“美国教育的迷茫”一文中，伯克利进一步阐述了大学拒绝的“共同前提”：“摩西十戒不是坐着等待某些虚张声势的伦理学教授来攻击并不可避免地废除掉。人们已经领会了某些伟大真理，在道德领域，人们领会了所有的基本真理。”
所以，伯克利的立场并非真正的民粹主义者立场。民粹主义的立场是民众天生比精英更讲道理和更有美德。伯克利不那么直截了当的含义是我们生活在人们碰巧拥有比教授更好判断力的时代。如果相反的情况是真实的，即如果教授更尊重上帝的法则或者传统的智慧，伯克利的论证将变成了支持由学者而不是公民按比例组成的委托管理的政府（pari passu）(正如他本来就会说的)。
按照这个观点，把电话薄中的人和教授区别开来的因素是他们信任和尊重存在于历史之外的深刻真理。听从历史之外存在的深刻真理而且愿意接受“死者的民主”。容纳早已去世和被遗忘的人的判断所积累的智慧可能比碰巧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民众（包括最聪明的人在内）能更好地够抓住真理。
相反，教授们期待有人听从而不是听从别人。他们的“智慧傲慢”是进步主义假设的后果，这种主义认为进步是最根本的现实。进步信念是相信现在比过去更好更聪明，将来比现在更好更聪明。历史之外的真理比如自然规律和上帝的本质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可知，要么不重要。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进步人士不相信历史是按照确定的道路进入一个不可抗拒的具体结论的道路。相反，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持续的和永久性的，其彻底性是不可知的，历史有最终目标的观点是彻底的错误观念。但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能更容易地辨认出来历史的下一步。
杰出学者凭借良好的教育能够看到同胞所看到的地平线外更远的地方，能够调解从现在的位置到未来位置的转变。最重要的进步主义者是在当总统之前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伍德罗·威尔逊，他说如果政治家要成为领袖，就必须具备“让国民做好准备进入政治过程的下一步。”政治家教训别人或者虚张声势是要产生相反效果的，但是他看清历史发展方向的优越性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民众思想的力量是盲目的：他必须给他们指明方向，他们可能犯的错误必须由他来纠正。”
进步主义者及其自由派后裔已经发现越来越难以保持对需要被带领进入更美好未来的民众的尊重态度，虽然威尔逊自己坚持对国民的尊重。他写到“没有任何改革是能成功的，如果国民的主要思想没有准备好的话。”受到良好教育的少数人未必是安全的领袖，除非他们把指导传播给民众，除非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共同的大众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简单的教学问题。教授不能给没有做好知识准备的学生讲授微积分课程，不管教授备课多么充分，如果他给不会算乘法的学生讲微积分的话，肯定会失败的。政治领袖就像演员或者老师，必须了解观众，了解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局限性。
遵循威尔逊建议的困难部分也是政治上的。试图给没有知识基础的学生讲授课程的教授可能面临被不予理睬的风险。在民主国家，试图指导没有意愿走的方向的民众的领袖面临被选掉的风险。领袖需要“测验和计算”民众进入发展的下阶段的意愿，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小心”。非常谨慎小心的政治家带领人民时候甚至不让民众意识到是在被人带领，不仅劝说民众进入历史的下个目的地，而且恰好是他们一直想遵循的道路。
威尔逊呼吁的政治领袖很少见，这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他寻求的谨慎小心很难实现。它要求穿透人们动荡不定的理想的洞察力,然后非常巧妙地委婉地给群众讲解让他们像接受自己的意见一样接受领袖“国家永久力量方向”的认识。第二，很难愿意去实现。罗纳德·里根总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在乎自己的声誉的话，他就没有不能做的事，没有不能去的地方”但是，有不少进入政界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威尔逊描述的政治艺术会更加有效，如果政治家在重要历史关头变得更低调，不爱出风头，乐意接受被历史忘记，被当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话，但是从最好处说，那种领袖是很罕见的。威尔逊本人在关键时候就发现很难遵循自己的建议。当时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的著名抱怨是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比上帝传下来的十戒还多四点，这并不表明威尔逊的同行发现他缺乏自信或者谦虚谨慎。
但是，出人头地的渴望不是为民主准备的问题，而是民主的问题。拥有社会野心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的人会发现把自己看作或者被别人看作威尔逊所说的“少数受教育精英”是感觉非常爽的，如果被当作无知大众的一员是最让人担忧的梦魇。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让我和聪明人一起欢笑，和有钱人一起吃饭。”在当今普遍富裕的时代，当不富裕的人也面临肥胖困扰的时代，成为别人渴望一起欢笑的少数精英的欲望就变得特别迫切。正如里昂·维森特尔（Leon Wieseltier）在《纽约客》引起争议的把奥巴马总统夫妇描述为恐怖分子的封面故事中写的那样，“形象是最不愿意遭遇被笑话遗忘的尴尬者的创造，它是灵魂的桥梁和通道”。
自从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175年前写《美国的民主》以来，贵族还没有表现出复活的迹象。在考虑民主的优点时，我们应该比他感觉更安全些。严格的等级差别常常让事情变得很糟糕，给笨蛋、恶棍、粗俗之人赋予权力和地位同时把很有才干的人边缘化，并让他们的生活岌岌可危。不过，生活中肯定存在一些宁静的东西，这样的社会里并非人人都急于证明自己是天才。
在民主时代唯一可以容忍的是自然贵族，在人人机会平等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是唯一成为贵族的方法。而社会贵族理所当然地接受他的地位，他生活在人人都知道他的贵族地位的社会。自然贵族生活在人人都必须争取和捍卫自己地位的社会，不能把任何东西都看作理所应当的，他需要用自己的才干、品味、智慧等来证明理所应当是少数受良好教育的精英。这种需要就像加尔文教派需要在生活中证明来世可以生活在上帝居住的地方一样严格和让人疲惫不堪。
约瑟夫·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写了两本有关平等国家中出人头地的问题，1980年的《野心》(1980)考察的是申请成为自然贵族资格的棘手问题，2002年的《势利》关心的是同样棘手的确认这种资格的问题。
野心很困难因为给世界留下印象本来就是困难的。除此之外，野心很微妙，因为我们期待自然贵族类似于社会贵族，要表现出轻轻松松赢得这个地位，对众人的意见不屑一顾的神气。但是作为积极往上爬的人，我们总看到轮子在转动，时时感受到饥渴。
在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自由’和‘机会’这些术语并不是给你把别人挤下去自己往上爬的许可证。”结果，和许多新政者的信念相反，美国不是“成熟的经济”，大幅度增加的国家财富不得不在管理下分配以防破坏性的恶性争夺。发财不一定是零和游戏，但地位竞争绝对是零和游戏。我们不赞同野心部分是防御性的，往上爬的成功者虽然不一定把我们挤下来，但肯定让我们离成功之巅更遥远了。
所以，艾普斯坦写到“野心在公众看来越来越多地和人性中被认为可鄙的特征联系在一起。”除了咄咄逼人往前冲外，野心家“被普遍认为是一门心思地专注于狭隘的自私目的，失去了诸如魅力、同情心、想像力、或导致自我怀疑的反思能力等让人苦恼的品质。”因此，
或许当今美国没有一个作家会认真考虑写一本这样的小说，一个人决心要取得生活上的成功，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决定性的行动、谨慎取得成功,没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没有造成家人的痛苦、没有把自己变成笨蛋或者疯子。只要其他更熟悉的小说能够给人更多心理安慰的时候，这样的小说不可能被写出来。流行的小说肯定是野心勃勃的人对抗社会要么失败，要么在付出个人尊严和体面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注意到在美国，“企业和文化的普遍原则一直是麦迪逊提出的政治原则：让野心对付野心。”但是依靠野心制衡野心不能很容易地容纳艾普斯坦描述的对野心和野心家的蔑视。蔑视的基础是卢梭对于资产阶级的诅咒，这个观点似乎在美国缔造者起草宪法的时候还没有越过大西洋办理通关手续来到美国，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说:
[资产阶级]这个词有强烈的负面意义，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想仅仅成为资产阶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几乎全体一致地瞧不起他，在很多情况下把自己定义为反对资产阶级的人。资产阶级没有修养、没有品味、没有道德、没有英雄气概。几乎所有的改革最初都有矫正资产阶级或者抗衡资产阶级的动机。
对于想发财、想成名、想掌权的人来说，野心是必要的。对那些把野心贬斥为庸俗、浅薄、自私的资产阶级特征的人来说，依靠野心遏制野心根本就不可靠。这样做只能加剧竞争的激烈程度，卢梭式资产阶级批评家相信竞争是根本上破坏性的，不仅对于社会和谐，而且对于个人的心理健康来说都是如此。对于这种批评家来说，用自己的野心对抗别人的野心是自我堕落的行为，即使你成功了，你也是失败者，因为你已经被拉下水进入竞争中了。
因此，如果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避难所的话，势利就是人文艺术专业者的最后避难所。这些往上爬者可能捞到更大的房子、更漂亮的轿车、享受更惬意的假期，但是这些渴望华而不实的虚假性正好验证了文科专业的信仰---这些野心家品味低劣，内心贫瘠。摆阔气的消费广告的不是财富而是获得这种消费品的人不显山不露水地炫耀，补充它的是对于惹眼的消费的惹眼的蔑视。丰田普锐斯（Prius）是司机美德的证明不是他有钱的标志。在本田已经取消生产雅阁（Accord）混合型的时代，它特别的朴素使它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结果没有人想购买和融化冰山的V-6发动机无法区别开来的混合型汽车。
在某种程度上，人文艺术专业者的道路变得不那么陡峭了。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天堂里的波波族》(2000)写的那样，新的资产阶级波希米亚人已经找出两全其美的方法。他们能拥有骄车、美宅、漂亮衣服、令人艳羡的度假等，只要所有这些消费品是巴比特（the Babbitts）不愿意购买的不喜欢的，或者他们认为有特别神秘的吸引力的。波波族可以从事社会观感良好的体面职业，有足够的收入支付社会正确的生活方式，比如在硅谷、在公共利益法律事务所、涉及网络或者可再生能源的起动等领域工作，按照布鲁克斯先生的说法，他的工作“是事业、是一种召唤、是专长”。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波波族的兴起让人文艺术专业者的生活更加困难。任何东西都放大了，错误的服装、职业、母校、汽车、口音、态度等等都能破坏自己宣称的属于少数精英的说法，这样的生活是折磨人的，让人疲惫不堪的。
在《叛逆者的国度》(2004)中，约瑟夫·希斯（Joseph Heath）和安德鲁·波特（Andrew Potter）认为品味是一种“地位商品”。通过“重新创造地位等级差别”，好的品味“给拥有者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优越感”他们还指出，好品味基本上是一种好的厌恶:贬低错误事物的地位价值比欣赏正确事物的价值更重要、更可靠。把迪斯尼世界和全国赛车联合会（Nascar）联系起来而获得的唯一地位优势来自讽刺的口吻,表达你不过是在开玩笑的意思。正如作者特德·弗里德（Tad Friend）指出的，这种处心积虑地要向世界展示你具有诊断通俗文化弊端的高雅的审美鉴赏力的做法在那些真正尊重高雅文化的人中间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替代品不仅无趣而且对其地位没有任何威胁。
我们的时代已经看到政治蔑视与文化蔑视实行了无缝连接。著名的小说家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E.L. Doctorow）在1980年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写到罗纳德·里根成长于“美国文学中对自己出生地表现出破坏心灵的自满情绪这个永恒主题的地方（伊利诺斯州小镇），那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只要可能都逃离了格尔斯堡（Galesburgs）和狄克森（Dixons）,但是候选人不在这些人中间。”里根确实上过大学，但不是那种更够给予他接触家乡小镇之外的世界的灵魂探索接触质疑父母宗教观念的机会。相反，多克托罗写到，“一个五流学校的三流学生能够从舞台、辩论会、关系网和兄弟会等处学习，培养男子汉气质、流利的口才、真诚的态度，这些都让他深受别人喜欢，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一鸣惊人了。里根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中获得成功，担任得梅因市（Des Moines）电台播音员，接受了一些当地机构的演说邀请，为兄弟会、青年俱乐部等发表演讲，播送体育故事，并从中得出基督教青年会的道德观。
从这里我们看到过去28年来自由派采用的居高临下态度的所有基本元素。每期《纽约客》、《名利场》、《滚石》等都清楚说明乔治·布什的政策顾问、共和党人和笼统的保守派等都是邪恶的、愚蠢的。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这些人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居住地还是生活方式、信仰、工作、娱乐、说话、思维方式等等都不可救药地没有品味。如果和这样的人开始交谈，虽然承认可能了解到一些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但是乏味透顶，就可能像选择到威奇塔（Wichita）而不是托斯卡尼（Tuscany）度假一样无聊。
传统上来说政党是由共同的信念和利益而集中起来的团体。现代民主党或许是第一个靠共同情感组织起来的政党。蔑视笨蛋的时尚人士发现竟然曾在阶级选择中败给了这些人而非常生气和困惑。
但是，这种蔑视不仅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是得罪人的。优越感的问题是这些人认为被嘲笑的人很可能非常愚蠢，根本就认识不到被人嘲笑了，不管你嘲笑别人还是被人嘲笑。小说家简·斯迈利（Jane Smiley）把这种现象称为“红色州那些朽木不可雕的无知笨蛋。”当少数受教育精英无法通过威尔逊式的谨慎带领广大傻瓜民众前进时，或者用恩赐态度说服他们屈服时，后退策略就是让中产阶级（épater la bourgeoisie）感到震惊。
知识分子就是长矛的顶尖。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写了一本书考察《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他是战争记者，把报道局限在针对一个方向的射击，但对知识界的反美主义不置一词。反美主义的部分内容把知识界的严肃性等同于欧洲人对美国社会的蔑视，认为它野蛮而不是文明。一个电影制片人在2004年大选后在上西区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达了这个观点，她说“纽约是远离欧洲海岸的一个岛屿”，解释了约翰·克里（John Kerry）虽然在曼哈顿获得83%的支持率，为什么在全国选举中失败。她的话呼应了《纽约客》电影评论家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在1972年选举后对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著名评论“我只认识一个投票支持尼克松的人，我不知道那些人（尼克松的支持者）在什么地方。他们不在我的范围内。但是有时候当我在戏院看戏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这个项目的另一部分是让美国人兴高采烈的爱国主义假设陷入困惑。少数受教育精英必须被认识到，不仅美国的过去一直是血腥的、可耻的，而且所谓的美国“敌人”的破坏，如果仔细考察后会发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羡慕的。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书《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2001)考察了“亲暴政的知识分子”。
已经去世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是让人惊叹的博学者、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但是没有一个美国社区学院的辍学者会像她一样容易上当受骗，1968年到河内旅行并发回报道“北越人真正关心数以百计的美国被俘飞行员的福利，给予他们比越南人更多的配给品，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伟大，正如越南军官告诉我的，他们比我们更习惯于吃肉了。
另外三十年的阅读、写作和反思并没有改善桑塔格的判断。她对于9-11袭击的著名反应是：
说这不是对“文明”或者“自由”或者“人性”或者“自由世界”的“懦弱的”攻击而是对自称超级大国的攻击，是具体的美国盟国和行动的后果的证据在哪里呢？在勇气问题上（道德上中立的美德）说周二暴行的施暴者什么都行，但不能说他们是懦夫。
这样说的话，那么割断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喉咙携带自杀式炸弹的行为应该是英勇行为了。
同样道理，不管对于莎拉·佩琳的能力和局限性的准确评价到底是什么，无法想象那种认为她需要花费20年的时间和小耶利米·赖特牧师（Rev. Jeremiah Wright）亲密接触才能注意到他真诚地相信的具有危害性的狂热观点。把所有这些言论串联在一起的线索---9-11袭击和美国推行的恐怖主义相比不过是小事、通过有意的政府政策让美国人感染、路易斯·法拉罕（Louis Farrakhan）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是美国是邪恶的、可鄙的地方，对于美国的批评怎么严厉都不为过。奥巴马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位或许证明了他的智力水平，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有良好的判断力。在这点上，正如威廉·伯克利在45年前说的那样，我们寻求建议的人应该是爱达荷大学的毕业生，甚至要听听女服务员的意见。
【译自：“The Roots of Liberal Condescension” by William Voegeli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492175917805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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