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纬对《文心雕龙》诗论的影响

【 提 要 】 纬书是与儒家的经书相配而形成的。诗纬中的“诗者持也”说，用训诂和假借义的方法，对诗歌的性质和作用作了新的阐释，从而成为汉代不同于其他几家说诗而自成一家之说的诗论观点。诗纬的“诗者持也”说对《文心雕龙》的诗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诗》篇引用和吸收了诗纬的“诗者持也”说，对诗歌的理论问题加以论述，并评论了诗人、诗作。 【 关键词 】 “诗者持也” 诗纬 《明诗》 “酌乎纬” 形成于我国汉代的纬书是为“配经”而产生的，儒家的六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刘勰虽然对纬书及其谶纬之说持否定批判的态度，但他在撰写《文心雕龙》时，还是受到纬学的影响。其中诗纬有关 “诗者持也”之说，便对《文心雕龙》的诗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纬书形成于我国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除了“七纬”以外，纬书中还有河图、洛书和《论语谶》等。纬书除了与经书相关以外，它还与谶，或称图谶、符谶相联系。谶是一种诡秘的隐语，用以预决吉凶，我国自古有之，先秦典籍中就有所记载，民间也流传一种谣谶。秦汉以来，出现了一批方士化的儒生，把先秦的阴阳数术带进儒学，这种情况到了董仲舒时则有了更大的发展。董仲舒以儒学为中心，又杂糅了道、法、阴阳家的思想，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思想体系。纬书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主导思想，书中大量地宣扬了阴阳五行、祥瑞灾异等，将谶与六经的经义穿凿附会起来，从而又形成了谶纬之说。纬书同经书、图谶等这种关系，使纬书的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既有解释、阐说和发挥经书经义的，也有只是以经义作为一个话头，以阐说著述者自己对天象人事的看法。纬书中大量的内容是与经书经义毫无关系的，作者记述的祥瑞灾异等，是为了宣扬神学迷信思想，以此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发生作用。 诗纬作为纬书中的一种，它像其他纬书 一 样，也具有了内容庞杂的特点。诗纬是作为与《诗经》相配的纬书出现的，汉代流传下来的诗纬有《推度灾》、《汜历枢》和《含神雾》三种。 [1] 诗纬的内容主要有：一、对诗的本体特性的概括，如“诗者持也”说，是《含神雾》提出的关于诗的功能作用的见解。二、对《诗经》具体篇章字句的解说，如“《关雎》知原，冀得贤妃、正八嫔”； [1]（第471页）“《灵台》候天意也。经营灵台，天下附也”。[1]（第479页）三、宣扬“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诗纬中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有的是与《诗经》的诗篇结合起来的，而大量的则与《诗经》是毫不相干的，如圣人感生、祸患灾异等。诗纬的这些内容，在纬书中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它既与“经”相配，又往往不限于说经而与谶结合了起来。 诗纬中最具理论意义、且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影响较大的，是“诗者持也”之说。诗纬《含神雾》有两处提到“诗者持也”：一为“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 [1]（第464页）另一为“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1]（第464页） 2 诗纬训“诗”为“持”，将“诗”与“持”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两个字在声训上都从“寺”声。如《说文·言部》释“诗”：“诗，志也。从言，寺声。”《说文·手部》释“持”：“持，握也。从手，寺声。”并且，“诗”与“持”两字还属于同部假借字，“诗，志也，从言寺声，古文从言之声。……（假借）为邿公羊襄十三年取诗，鲁附庸国也。又为侍或持”。[2]（第642页）在训诂上，“诗”与“持”虽同韵相属，并且两字还可假借，但它们在词义上毕竟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诗纬的作者却将“持”作为“诗”的假借义，把两者联系起来，以此表达他们对诗的认识和看法。“持”的本义为“握”或“执”，如《诗·大雅·凫鹥序》中有“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句，孔颖达疏曰：“执而不释谓之持，主而不失谓之守。持是手执之，守是身护之。”[3]（第1097页）因而“持”是手握住物体的一种动作。诗纬《含神雾》的“诗者持也，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这一条中的“以手承下”基本上是“握”或“执”之意，而“抱负”一词则由“以手承下”的“握”之意而发展为手抱肩负，进一步引申为“扶持”。如《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载：“少主幼弱则大臣大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4]（卷九十七）此“抱负”即为“扶持”之意。所以此条“以手承下而抱负之”解释了所谓“诗者持也”，但没有具体说明所“持”的内容。而《含神雾》中的另一条，“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其中的“自持其心”、“扶持邦家”，就明确地指出了诗所“持”的是个体的思想情感和家国的安定稳固，这样诗就具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和作用。诗纬的作者将“诗”训释为“持”，是把“持”物的本义引申为“持”心，对物体的“执握”发展为对精神的“扶持”。这样所谓“诗者持也”的“持”，意为扶持、持守、维持、把握等含义，可解释为端正、培养、陶冶和感化等。并且，由“敦厚之教”的道德教化到“讽刺之道”的社会作用，由“自持其心”的个体到“扶持邦家”的家国，“诗者持也”说较全面地概括了诗的性质和作用，也典型地体现了诗纬的作者对诗的认识和看法。 从诗纬《含神雾》对“诗者持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思想还是来自于先秦儒家的文学思想。儒家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和“讽谕美刺”等说是诗纬提出“诗者持也”的思想资料。然而“诗者持也”说却也是汉代不同于毛诗等其他四家说诗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诗论观点。汉代说诗保存完整的仅为毛诗一家， [2] 《毛诗序》对诗的性质的认识，本于“言志”说而提出：“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3]（第6页）而诗纬包括其他纬书的诗论，除了有“言志”说以外，还提出了以往诗论中从未提出过的“诗者持也”说，这一观点成了汉代说诗的一家之言。如孔颖达《诗谱序正义》曰：“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务》云：‘诗者，持也。’然则诗由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性，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3]（第5页）孔颖达的这一段话总结概括了汉代不同的诗论说，其中“诗者持也”说成为诗的“三训”之一。从“诗言志”到“诗者持也”，这两种不同的诗论也体现出汉代经学与纬学不同的说诗方法。就《毛诗序》对诗的定义来看，“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出自《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而紧接着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第6页）《毛诗序》的这一段话又是揉合了《乐记·乐本》篇的“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和《师乙》篇的“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5]《毛诗序》在“言志”说的基础上又增强了情感的因素，因而我们一般将《毛诗序》的诗论称之为情志统一说。然而孔颖达的《毛诗序正义》认为：“‘情动于中’，还是‘在心为志’，而‘形于言’，还是‘发言为诗’，上辨诗从志出，此言为诗必歌，故重其文也。”[3]（第7页）孔颖达的“正义”说明了《毛诗序》的“情”还是归属于“志”的，而《毛诗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说即可说明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经学尤其是《毛诗》的古文经学恪守儒家的经义，其诗说是对诗的“言志”本义的阐发。相比较，诗纬的“诗者持也”，把与“诗”声韵相同、字形相近的“持”解释诗，用了“诗”的假借义和引申义，认为诗具有扶持人心、扶持家邦的作用。显然，诗纬并不拘泥于经义，而作了随意、自由、创造性的发挥，从而提出了同传统“诗言志”不相一致的“诗者持也”说。这一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批评家对诗歌的认识，其中包括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诗论。 二 《文心雕龙 · 明诗》篇在总结诗的文体性质和特征时，就采用了诗纬《含神雾》中的“诗者持也”说。其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6] [3] 对于《明诗》篇中的“诗者持也”说，很多研究者都指出了其语出诗纬《含神雾》。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注曰：“《古微书》引《诗纬含神雾》文。” [7]（第23页）范文澜认为：“彦和训诗为持，用《含神雾》说。”[8]（第69页）《明诗》篇开头的这一段文字，是刘勰对诗的“释名以章义”，即解释文体名称，并说明其含义。《明诗》篇对诗的“释名以章义”可分为两个层次：从“大舜云”到“其在兹乎”，这是对“诗言志”说的阐述，以《尚书·尧典》和《毛诗序》的观点，说明诗的“言志”性质。而从“诗者，持也”到“有符焉尔”，则是以诗纬和孔子论诗的“无邪”，指出诗的“持人情性”的作用。在这里，刘勰在引用了诗纬的“诗者持也”之后，紧接着说明诗的“持”，是持人情性，即诗能扶持、持守或把握人的情性而不使有失，也就是“持之使正”之意。正如孔颖达对“持”的理解发挥，“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坠）”。并且，刘勰以孔子评论《诗经》的“思无邪”之说，来概括《诗经》三百篇的要义在于“无邪”。所谓“无邪”，邢昺《论语注疏》曰：“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9]（卷二）因此，《诗经》三百篇的“无邪”，就是说《诗经》中都是“持人情性”，而无“淫邪”之失、归于正道的诗歌。刘勰将孔子评《诗经》的“无邪”作为他把“诗”训为“持”的最有力的依据。 刘勰的诗论引用、吸收了诗纬的“诗者持也”之说，并成为其诗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而从刘勰对诗的具体论述中，又可看出诗纬关于诗的“持”的具体内涵及其意义。《文心雕龙·明诗》篇在引用诗纬的“诗者持也”之后，进一步发挥诗的“持”在于“持人情性”。而诗能够具有“持人情性”的功能和作用，首先要求诗歌表现“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在刘勰看来，“顺美匡恶”这是诗歌创作必须要表现的内容。《明诗》篇在第一段的“释名以章义”之后，便是“原始以表末”，阐述说明诗歌的源流发展。刘勰从远古的歌舞“葛天氏乐辞”说起，谈到《诗经》、《楚辞》，特别是对五言诗，由产生于民间歌谣到“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由“五言腾踊”的建安诗歌，到“诗杂仙心”、“溺乎玄风”的正始、江左的玄言诗，再由“稍入轻绮”的晋世群才，到“庄老高退，山水方滋”的“宋初文咏”，这样诗歌的发展脉络就相当清晰，可以说《明诗》篇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从先秦到宋齐的诗歌发展简史。刘勰在阐述诗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突出了诗的“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如刘勰认为大禹治水成功，太康荒淫无道，这个时期便产生了“九序惟歌”和“五子咸怨”的诗作，因而“顺美匡恶，其来久矣”，歌颂美德，匡正过失，是诗歌所应该表现的思想内容，也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因此，《诗经》“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屈原的楚辞则有“讽怨”、“为刺”的内容；汉代韦孟的《讽谏诗》“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张衡《怨诗》“清典可味”；魏晋应璩《百一诗》“独立不惧，辞谲义贞”等等，刘勰的这些评论强调了诗的讽谕美刺的作用。同样，在《乐府》篇，在谈到乐府诗的性质时，刘勰指出：“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 音乐是表达人的心情的，它可以渗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因而先代帝王对此十分重视，一定要防止邪乱、失当之乐，以使乐能感天动地，教化民众。刘勰对乐府诗性质的论述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理论是相一致的。在刘勰看来，诗的“持人情性”的作用，是通过诗的“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来实现的，因而他强调诗的“顺美匡恶”，并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反之，刘勰则予以了否定。如对玄言诗，《明诗》篇评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时序》篇论曰：“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由于玄言诗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沉湎于空谈玄理之中，丧失了我国诗歌的“顺美匡恶”的优良传统，刘勰因此而否定了玄言诗。相比较，与刘勰同时期的钟嵘，同样也批评了玄言诗，所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 [10](第一册第309页)与刘勰的批评不同，钟嵘则是从诗的语言表达和审美情趣上否定了玄言诗。对玄言诗批评的角度不同，由此可以说明刘勰的诗论观点。又如刘勰对谢灵运山水诗的评价，褒贬兼有。一方面刘勰认识到宋初的山水诗也是文学新变的产物，“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明诗》）并且山水诗在描摹山水景物方面，具有细致逼真、文采华茂的特点，“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物色》）而另一方面，刘勰又不满于山水诗的创作，如“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结合刘勰对齐梁文坛的“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批判来看，（《序志》）“此近世之所竞也”一句，显然是带有贬意的。特别是山水诗“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比兴》）山水诗运用比的手法，作品形象鲜明生动，但它缺少的正是《诗经》、楚辞那样的“讽兼比兴”的传统。从刘勰的这些诗论、诗评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对诗的“顺美匡恶”的重视和强调，而这一点与其“诗者持也”说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刘勰在论述诗的“比兴”的艺术手法和诗的“典雅”的艺术风格时，也同“诗者持也”说联系了起来。“比兴”是我国古代批评家从《诗经》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两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是把比兴作为诗的表现手法来研究的，但是刘勰把比兴的手法同讽谕美刺的内容结合起来，强调诗的“持人情性”的教化作用。刘勰论“比兴”曰：“‘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比兴》）《比兴》篇以《关雎》和《鹊巢》两诗为例，具体说明了“兴”的手法的特点。刘勰对这两个例子的解释，都是照搬了郑玄《毛诗传》的说法，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但“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却指出了“兴”具有典型概括的意义，运用“兴”的表现手法，能够使诗作含蓄蕴藉。刘勰对历史上诗歌运用比兴的总结，更说明了他对诗歌运用比兴而发挥讽谏作用的重视。如《诗经》、楚辞是“讽兼比兴”；汉魏的辞赋“《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而六朝的诗作描摹山水景物，只用比而弃乎兴，“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比兴》）刘勰重视比兴，实际上就是重视运用比兴手法而使诗具有讽谕美刺的内容，从而发挥“持人情性”的作用。刘勰的“比兴”说，上承汉代郑玄对“比兴”的解释，其曰：“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11]（卷二十三）下开唐代白居易诗论的讽谕美刺的“比兴”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10](第二册第102—103页)刘勰把作为表现手法的“比兴”同讽谕美刺的内容结合起来，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论及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典雅”是刘勰大力提倡的一种诗歌风格，在刘勰看来，诗歌能具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作用，在艺术风格上必须具备典雅正宗的特点。《体性》篇刘勰概括“八体”，即八种风格类型，“一曰典雅”，所谓“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即典雅的风格来自于取法儒家经典的风范，遵循儒家思想的轨迹。刘勰将“典雅”置于“八体”的第一体，说明其对“典雅”风格的推崇和提倡。因此，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具有典雅风格的诗人诗作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如《明诗》篇：“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乐府》篇：“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诠赋》篇：“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法以宏富”；《才略》篇：“刘琨雅壮而多风”等等。与“典雅”风格相反，则是“新奇”、“轻靡”。“八体”的最后两体即“七曰新奇，八曰轻靡”。所谓“新奇”、“轻靡”，就是漠视传统，追求新奇，文辞浮华，内容浅薄。对于文辞、题材的奇丽、奇伟，刘勰是充分肯定的，如屈原作品的“奇文郁起”；（《辨骚》）谶纬的“事丰奇伟”（《正纬》）等，但对于文辞、内容的奇异诡诞，即逐奇失正，则予以了否定，正如《序志》篇所指出的，“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同样，对“轻靡”的风格，刘勰也予以了否定，如评“晋世群才，稍入轻绮”；“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明诗》）“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淡”；（《时序》）“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等等。（《丽辞》）奇诡、轻靡的风格不仅与刘勰所提倡的典雅风格不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刘勰认为奇诡、轻靡的诗歌风格不益于发挥诗的“持人情性”的作用。因此，《诠赋》篇在总结赋的“敷理以举统”时，在提出“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的同时，刘勰又特别强调：“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由此看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倡典雅，反对奇诡、浮靡，实质上还是要发挥诗的“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作用。 另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诗人在创作中所抒发的情感除了提出“情志统一”说以外，还作了特别的要求和规定，以此来保证诗歌具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作用。刘勰在传统“言志”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情感理论，从而形成了“情志统一”说。如“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等等，（《征圣》）情与志相提并论。传统儒家的“诗言志”说，并不排斥人的情感因素，但它主要侧重于人的意志、思想、抱负、理想等，正如孔颖达《毛诗序正义》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 [3]（第6页）因此，“诗言志”所表现的是较重大、严肃的内容和题材，“言志”属于人的理性认识的范畴。而西晋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缘情”说，则加强了诗歌创作中的情感因素，突破封建礼义对人的情感的束缚和桎梏。从“言志”到“缘情”这在我国诗论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转变，抒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艺术生命。虽然如此，然而《文心雕龙》中的诗论还是将“言志”与“缘情”结合起来，“情志统一”说对诗歌创作中的人的情感予以了定性和规范。因为在刘勰看来，如果不把“情”与“志”结合起来，诗歌创作中的“情”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情欲，甚至堕落为淫荡和邪恶，所谓“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传》）纪昀对《明诗》篇第一段的评语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其曰：“此虽习见之语，其实诗之本源，莫逾于斯；后人纷纷高论，皆是枝叶工夫。‘大舜’九句是发乎情，‘诗者’七句是止乎礼义。”[12]这一评语明确地指出了刘勰对诗歌情感问题的认识。 因此，《文心雕龙》中的“情志统一”说，除了提出“志”以外，如“言以足志”；（《征圣》）“志以定言”；（《体性》）“志合文则”；（《通变》）“述志为本”等等，（《情采》）刘勰对诗歌所抒发的情则作了要求和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诗歌创作本源于人的情感抒发，因而“为情造文”，为情而创作诗歌。“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诗歌创作是由人的情感抒发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诗歌中的言辞、文采都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的。诗因情生，“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二、为情而作的诗，其内容是《诗经》的讽谕美刺的传统，“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而“为文而造情”者，则是“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之作。（《情采》）因此刘勰提出诗歌创作的抒情，要感染人并能教化人，“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风骨》）诗人在诗歌中所抒发的应该是一种昂扬爽朗、清正显豁的情感，它具有“风清骨峻”的特征。三、诗人的情感表达要真挚真诚，“情信而辞巧”；（《征圣》）“情深而不诡”，（《宗经》）情感要真挚深厚，不应有任何的虚情假意。在《情采》篇中，刘勰特别批判了“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的那些“真宰弗存，翩其反矣”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既非是诗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又何以能感化人和教育人呢。四、为情的诗作要简约真实，“为情者要约而写真”。（《情采》）诗歌创作的手法要简约，“一言穷理”、“两字穷形”，力图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物色》）另外，诗歌创作的描写要真实，要反映现实生活，像建安诗歌那样，“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 由上可见，《文心雕龙》中关于诗歌“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比兴”的艺术手法和“典雅”的诗歌风格，以及诗歌创作的“情志统一”说等，这些诗论都是对“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说的具体阐述和发挥。 三 从总体上来说，刘勰对纬书及谶纬之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文心雕龙》中特设《正纬》一篇，对纬书加以辨正与批判。那么，刘勰在《明诗》篇中，为何要采用诗纬的“诗者持也”说来论诗，并作为其诗论的核心观点呢？ 我们认为，刘勰虽在《文心雕龙》中采用了诗纬的“诗者持也”说，但是他对纬书及谶纬之说是否定和批判的。在《正纬》篇中，刘勰从三个方面指出了纬书存在的问题：一、所谓“配经”的纬书是虚假伪造的，“按经验纬，其伪有四”，因此“经足训矣，纬何豫焉”；二、纬书并非为孔子所作，“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篇条滋蔓，必假孔氏”；三、纬书的内容荒诞诡异，“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所以纬书是“乖道谬典”、“无益经典”。正如刘勰在《正纬》篇中所指出的，诗纬中也有相当的内容是荒诞诡异的。如关于“圣人感生”，《含神雾》载：“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而生黄帝。” [1]（第461页）关于“君权神授”，《含神雾》云：“圣人受命，必顺斗。张握名图，授汉宝”。[1]（第463页）关于灾异祸患，《推度灾》曰：“奔星之所坠，其下有兵。列宿之所坠，灭家邦。众星之所坠，万民亡”。又载：“日蚀，君伤”；“月蚀，大臣刑”。[1]（第472页）另外，关于诗的“四始五际”说，诗纬采用《齐诗》之说，以《诗经》的三百篇配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如《汜历枢》载：“《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又曰：“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1]（第480—481页）诗纬中的这些内容实质上都是宣扬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对于诗纬中的这些内容都是刘勰所否定和批判的。如《文心雕龙》中也有诗的“四始”说，《宗经》篇云：“《诗》列四始”，但刘勰所说的“四始”并非出自诗纬的《汜历枢》，而是源于《毛诗序》。 [4] 《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有“‘四始’之至，《颂》居其极”，刘勰把《颂》作为四始之一，可见其采用的是《毛诗序》的说法。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勰在《明诗》篇中只引用“诗者持也”，而没有涉及诗纬的其他内容。至于《明诗》篇中提到的“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一语，这里的“图谶”与诗纬是没有关系的。刘勰只是客观地从谶纬的预言隐语的角度，说明它对离合诗产生的影响及渊源关系。 而刘勰之所以在否定诗纬的同时，又采用了诗纬的“诗者持也”之说，其原因在于，诗纬的“诗者持也”说虽与传统的“诗言志”说提法不同，但实际上它是对“诗言志”说的补充和发展。如刘勰在《明诗》篇一开头就提出了传统的“诗言志”说，指出：“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而“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之说，则是在“诗言志”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挥。比较两者，“诗言志”说是就创作主体的诗人而言的，强调的是诗所要表现的内容；而“诗者持也”说，则提出了诗对接受者的情性的影响，突出了诗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将两者结合起来，抒发诗人志向、理想的诗歌能够具有扶持、端正人的情感、性情的作用，这就是刘勰对诗体名称的解释和对诗体意义的认识。显然，在刘勰看来，传统的“诗言志”说还不能全面地概括诗的特性，因此，他要采用诗纬的“诗者持也”说，作为“诗言志”说的补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文心雕龙》的诗论中，刘勰将“诗言志”、“诗缘情”与“诗者持也”说综合起来，从而形成他自己的诗歌理论。 刘勰著述《文心雕龙》，吸收、融合了儒、道、玄、佛等各家的思想资料。就儒家经学的角度来说，从《文心雕龙》的思想倾向和理论观点来看，刘勰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今文经学的影响。如对纬书及谶纬之说，刘勰在指出它们的“乖道谬典”、“无益经典”的同时，又认为其“有助文章”，“若乃牺、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 从“事丰 奇伟 ”与“辞富 膏腴 ”上，刘勰肯定了纬书在叙事写物、用词造语方面对文学创作是极为有益的。 因此，“后来辞人，采摭英华”，纬书对汉魏六朝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而且纬书中有关诗歌、音乐的论述也影响了这个时期的批评家对文学艺术问题的认识。《文心雕龙·明诗》篇引用并吸取诗纬的“诗者持也”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因此，作为我国汉魏六朝时期的一种学术思潮，对于纬书及谶纬之说，刘勰虽否定、批判了其虚伪诡异、荒诞不经，但并没有完全摒弃它，而是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对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有利因素，并吸取其中的一些观点学说，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刘勰提出的“芟夷谲诡，糅其雕蔚”，（《正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亦即“酌乎纬”，体现了刘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科学而辩正的态度，也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理论家所具有的卓识慧眼。可以说，《文心雕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兼收并蓄，“弥纶群言”，从而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伟大巨著。 参考文献： [1]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朱骏声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 [3]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5]吉联抗译注《乐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 [6]陆侃如、牟世金注《文心雕龙注》，齐鲁书社1988年。 [7]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 [8]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9]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四部精要》2经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1]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四部精要》1经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2]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出版社1983年。 The comment about the poem to be the helping —— The poem of divination studies influenced Wen Xin Diao Long ’s poetic theory Sun Rongrong Abstract： The divination studies was took shape with cooperating the Conucian Classics. The poem to be the helping was a new explanation about poetic nature and function with exegesi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eaning. Wen Xin Diao Long quoted the poem to be the helping which was a poetic theory of importance. It influenced Liu Xie’s another poetic theory and appraisal poems and poets. Therefore, Wen Xin Diao Long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divination studies although Liu Xie negated and criticized it. Key words : the poem to be the helping; the poem of divination studies; explaining the poem; to drew the divination studies. [1] 李贤注《后汉书·樊英传》曰：“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诗》纬《推度灾》《汜历枢》《含神雾》也。”诗纬有三种，从李贤注说，但这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却不相符合。《隋书·经籍志》载：“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侯》《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汜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据此记载，诗纬应有《诗纬》《推度灾》《汜历枢》《含神雾》共四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中，诗纬就有《含神雾》《推度灾》《汜历枢》《诗纬》四种。 2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中，此条没有“诗者持也”四字。《诗谱序》孔颖达《正义》引“《诗纬·含神务》云：‘诗者持也。’” [2] 《隋书·经籍志》载：“《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 [3] 以下《文心雕龙》的引文只注明篇名。 [4] 范文澜《文心雕龙·宗经》篇注曰：“《毛诗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犹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郑笺云‘始者，谓王道兴衰之所由也。’案四始之义，当以此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