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文学革命

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胡适（1891—1962年）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胡适重要的贡献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发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成为现代文化学术的开拓者。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率先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昭示着“文学革命”的开始。此后“文学革命”就如燎原之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白话取代文言，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推波助澜，使这场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而白话文也就于此推广到全国，成为通行的国语。

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首先在于一系列理论的倡导和倡导者身体力行地实践。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梁启超在晚清所发起的文学“三界革命”。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同样有理论的倡导和实践，但并没有达到五四文学革命的效果，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因此，我的读书笔记就试图分以下几个方面考察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关系：胡适对文学革命的倡导与理论建设以及实践，并兼与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做比较；以及对胡适对新文学的具体理论阐释的梳理。

1.胡适对文学革命的倡导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实际是文学革命的开端。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1]这“八事”主张从内容到形式提出了文学改良的要求和新文学的具体的标准。其中一、二、四条是就内容而言的，要而言之，就是文学要能反映真情实感，有思想、情感蕴藉其中。其他五条是就形式而言，即破除传统文学所谓的条条框框，自由地运用文学形式（不包括古典文学形式）。胡适的这篇文章，名为“刍议”，即是写出来以引起讨论的。虽然胡适就“文学改良”、白话取代文言的问题已经思考了两年多，但是从这“八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胡适重在提出了一种“破”的主张，即破除对传统文学的摹仿和迷信，而对于新的白话文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其理论仍稍嫌笼统。不过，胡适在这篇文章以及此前的思考中，他提出了他据以提倡“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

一：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

1. 历史的文学进化观

胡适认识到文学是随时代而变迁的产物，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及其类型。他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2]胡适正是在文学进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摹仿古人”的要求。胡适认为，时代不同，其文学也不一样，现代人只能努力向前创造自己的文学，而不是一味复古、仿古。如同胡适所言，文学渐进演化的观念非他一人所有，其实王国维也有文学渐进演化之说。王国维就认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一时代文学渐进演化、突破自身局限，寻求新的文学类型发展的结果。但不同的是，王国维从文学渐进演化的观点中看到并提升了传统文学所谓的小道诸如戏曲、小说的价值，并为此专门研究考证；而胡适则从文学进化的观点中认识到文言已不适应时代，而白话则有无限的生命活力，建设新文学就要改变文言一统天下的局面，起用白话代替文言。为此，胡适在《论小说及白话韵文》里进一步解释了“白话”具有俗白、真切、自然，通晓明白的优势，足以成为中国文学的“国语”。

2.死活文字之分

胡适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胡适把文字分成死活两种，并认为，文言是死文字，它所产生的文学是死文学；而白话是活文字，所产生的文学是活文学。他说：“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诗词，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2]胡适据文学进化论说，僵死的文言不能产生新的活的文学，只有用白话才能产生活文学，而这已经在明清小说中被证明是可行可用的了，而这些白话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是要发扬并继承的。

3.打破文言分离的局面

胡适的白话文倡导之初，便招到了很多人比如林纾、梅光迪等的反对。其实在中国语言的变革中，他们也认为文言不易普及，不能用做推广、教育的工具，“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文言是中国语言的正宗。分歧在于，胡适是要打破言文分离的局面，打破文言的权威，主张白话是全国通行的语言，用来作诗作文。相反的是，梅光迪等人则认为白话只能用来教育那些下层百姓，在下层百姓中普及，而文言是一种繁复、精神的语言，是供文人士大夫使用的。在文学方面，他们认为白话可以做戏剧、小说，但不足以用来作诗作文，即诗文是文学正宗，只能用文言来做，小说、戏剧是小道，可以用白话来做。这就将语言分作了两个阶层，也无疑就将国民分成了两个等级，并以语言的区分在两个等级之间设置了屏障，这就不仅没有破除文言的迷信，反而突出了文言的高不可攀的地位和白话的的鄙俗性质。胡适意识到这种区分的危害，主张“白话是中国文学的惟一工具”，打破文人士大夫与下层民众，诗文和小说戏曲的语言界限，而推行白话，并作为中国语言的正宗加以提倡。

二：实验主义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的另一理论依据就是实验主义。他的诗集《尝试集》的“尝试”就包含着实验之义。“尝试”一词取自陆游的“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反其道而用之，改成“自古成功在尝试”。胡适在《我的歧路》（1922年）里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1]胡适发扬了这种实验主义的方法，在倡导文学革命，以白话取代文言这一问题上，主张要多去尝试，只有尝试了才能证明是否可行。而白话能否代替文言，只有用优秀的白话文学的成绩才能证明、检验，因此他身体力行积极去实践做白话诗，用白话翻译小说、戏剧，以证明白话是中国文学惟一的工具。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举起了新文学革命的大旗，虽然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没有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但事实上已经显示了一种革新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魄力和勇气，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方向和途径，即以白话取代文言。这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的。紧接胡适之后，陈独秀即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以不容他人反对之余地，彰显自己的主张。他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2]这种革命的、甚至是有些蛮横的态度，显示了提倡“文学革命”的坚决、果敢。在胡适、陈独秀的倡导下，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纷纷展开讨论，“文学革命”声势逐渐壮大，并在理论和创作中实践、总结，很快取得了成效。到了1920年1月，在教育部通令下，全国国民学校（小学）的一、二年级的国文改成了国语；1923年中学的国文课本也开始采用国语。白话文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全面普及。

2.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胡适在1934年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里回忆了他倡言文学革命的经过，并指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3]胡适以历史的进化观念总结了中国文学史是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文学史，是工具与内容双重变革的历史。任何一种革命都是破立的结合。这反映在文学革命上，就是破除旧文言文学，建立新的白话文学。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主要在于提出了一种“破旧”的观点和主张，按胡适本人的话说，其“八事”又可叫做“八不主义”，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于建设新文学，其主张就更具体，并且从工具、方法、创造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步骤和方法。因此，《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又可以说是胡适对新文学的建设理论。

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提出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将新文学理论总结为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4]国语的文学，也就是白话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文学的标准语，即白话。针对当时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国语便不能有文学”的论调，胡适主张，当前的新文学的任务在于多创造产生白话文学，有了优秀的白话文学作品，自然就有了国语。国语不是孤立地脱离作品而存在的，文学与语言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胡适这一主张就将文学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反对了那些认为先有国语后有文学，语言和文学分离的论调。为此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事实证明，胡适这一主张是正确的，白话的提倡和实践促成了新文学的发展，而新文学的发展也证明白话是中国文学的国语这一事实。

二：创造新文学的三步走方案：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我们的中心理论（新文学运动）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1]对于怎么建设新文学，胡适提出了创造新文学的三步走的次序：工具、方法、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新文学的创造。

1. 新文学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文学的工具，即是白话。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要灵活运用白话这一工具，一是要多读古代优秀的白话文学，二是要努力用白话做各种文学。因为，文言在中国传统文学中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白话在文学中还发展得不是很完备，还没有完全为文人士大夫接受，因此，胡适主张新文学可以多从《水浒》、《红楼梦》等古代白话作品中吸取白话资源，用以发展新文学。而在工具的实践这方面，胡适主张用白话取代文言，为新文学创作优秀作品。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对于白话作为工具，只看到了其来源的一方面，即传统文学资源。其实白话作为工具，它的途径不止是从传统中吸取资源，它的来源还包括我们日常的说话和语言的欧化。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里就明确指出了，白话文必须根据日常语言的表达来做。因为日常语言及其说话都是特别通俗、明白的，这种说话的表达和方式可以为白话文提供经验。同时，在五四新文学中，外来名词的大量涌入，也丰富了语言的表达。针对这一点，傅斯年就说：“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2]傅斯年看到了欧化语言以及文法结构对于白话文的补充作用，并以具体的理论，扩充了白话文的来源及其文法结构，而这也是对于胡适文学革命建设理论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2. 新文学的方法

所谓新文学既是文学工具的变革，也是内容的变革。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及的方法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取材的内容和范围、方法，一是具体的结构布局，这可以说是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的问题。

在取材方面，胡适认为，古代传统文学大多取材于才子佳人，官场黑幕，花街柳巷，而很少去接触贫民社会和现实的实际生活。为此，胡适主张要多描写底层社会的实际人生，作家应该根据实际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对所写对象有所了解，以周密的理想作为观察经验的补助，这样就能写出真实的文学作品，否则就只能算是闭门造车，浮泛敷衍。这实际上是注重文学的写实性和真实性。

胡适把怎么写这个问题分为结构组织（包括剪裁、布局）和描写两个方面。他认为，材料不能胡乱拼凑，而要有适当的剪裁、布局和描写。作家首先要根据材料来决定写什么类型即体裁的文学，然后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情感，截取材料中精彩的部分，去粗取精，加以合理组织和描写。

胡适还针对中国文学方法不完备的情况，提出了多翻译西洋一流的作品作为新文学的借鉴。

3. 新文学的创造：

胡适在提出了新文学所用的工具和方法之后，认为娴熟地运用工具和方法自然就能创造出新文学。但他同时又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因此不能空谈创造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胡适其实也犯了他所驳斥的“先有国语，后有文学”一样的毛病，即认为只有工具、方法发展成熟了，才可谈创造，而殊不知，工具和方法的使用与新文学的创造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不与创造新文学结合起来，其工具、方法都只能是一种僵硬、死的东西，说得再好，也只能算是纸上谈兵。工具、方法只有与新文学的创造结合起来，新文学才能不断发展并显示出实绩，而工具和方法也才能证明是可行、适用的，并在不断的文学实践中丰富、发展。胡适自己本人以及同时代人所努力尝试新文学实践，虽然一开始还显得比较稚嫩，最终不也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了吗？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新文学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它表明了胡适对“怎样建设新文学”这一问题的思考，虽然很多方面还不完备，有些地方还自相矛盾，但是在“文学革命”初期，在文学界还对“新文学是什么样的”，“究竟该怎么走”这一问题显得迷茫的时候，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借鉴和引导，并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3. 胡适的文学革命与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比较

我们知道，早在晚清，梁启超就提出了“三界革命”以改良中国传统文学。1899年，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在诗界革命中，梁启超对于革新诗歌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新意境，二是新语句，三是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与胡适一样，梁启超也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亟需革新，并且提出了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变革。在当时，这些革新得到了一些人，诸如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响应，但其结果收效甚微，而且到后来，梁启超这个倡导者本人对旧诗词的兴趣要浓于新学之诗。

那么为什么胡适的文学革命能取得巨大成功，而梁启超的文学改良却收效甚微呢？通过比较胡适和梁启超各自的文学主张，我们可以看出：

1. 所使用的文学形式（工具）不同：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而梁启超仍主张坚持文言。这是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的不同。胡适认定了文言已经成为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主张采用白话。他认为中国文学最大的弊病在于文胜质，要改变文胜质的毛病就得废弃文言。而梁启超也提倡变革传统文学，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文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束缚了文学的发展。这与梁启超重在以文学内容的新民宗旨有关。简单说就是，他只是要在文学这种形式中装上他新民的思想和内容，对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他是无暇多顾的。

初看起来，这只是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但是在文学革新中，语言是起着关键因素的。因为，时代的要求会迫使文学在内容上产生革新的需要，而新的内容如果没有新的形式的话，其新内容也无法表达。因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1]内容和形式是有机统一的，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带来形式的变化，形式如果不变化，这就会导致文学“带着镣铐跳舞”。当形式称为一种束缚、障碍的时候，文学改革者要么是被障碍绊倒，回到旧形式之中，如梁启超；要么是打破这种镣铐，创造新的形式，如胡适。

梁启超只意识到文学内容需要革新，其诗歌、散文、小说的理论准备也大多在于阐述文学内容的革新（新意境）的要求，而没有意识到传统的形式已经成为实现内容革新的障碍，因此，梁启超在旧有的形式范围（古人之风格）中所实行的文学改良，就是“旧瓶装新酒”，而终于陷入旧的瓶颈之中，无法突破传统局限成为新的文学。而胡适也意在改革酒文学，但他意识到形式的束缚，因此从形式（语言）方面下手，革除文言的旧弊，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文，并把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使“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同时进行，并行不悖，由此取得了成功。

2. 对待传统文学态度不同

我们通过比较，看胡适和梁启超对待传统文学的态度，可以发现他们在文学改良中，其态度有很大不同。胡适对传统文学的态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抱着一种否定评判的态度，主张首先存疑，然后作出判断，“宁可疑而失之，不可信而失之”。梁启超对传统的态度表现出很大的犹疑和亲近。他的三界革命的理论阐述，是近代对文学革新的一次系统的阐述，但是梁启超并没有突破他自身的历史局限，在诗歌革新中有“古人之风格”一条，这是因为在梁启超看来，这是诗味、诗意之所在，“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丽则瑰丽矣，其如不类何！”即抛开了风格这一点，光有新语句、新意境不成其为诗。也因此，在后来的诗歌实践中，梁启超发现“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 常相背驰”，为了顾全古风格，梁启超认为新语句也并不是新学诗所必备的了，而主张“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从新语句与古风格并举到“夹杂新名词，亦不为病”，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在诗歌革新中对古风格等传统形式的迁就。事实上，梁启超在文学革新中，并没有否定传统文学形式，而是采取一种顺应的态度。这种顺应的态度和胡适的否定态度的不同，就导致胡适能放开手脚，主张“不摹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打破传统文学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实现文学形式的自由、自然，做到形式和内容的双重解放。梁启超则终因对传统文学的不彻底态度，而为旧有的形式所束缚。

3. 时代环境及社会鼓舞推动不同

梁启超提倡文学改良所处的时代，虽是清朝封建统治结束前的几年，也因为，此时封建统治并没完全结束，传统文学及其形式仍然附着在其羽翼之下，这就让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意识不到传统文学的危机和需要革新的必要，而仍然保守着传统文学的根本。这时期的文学革新应者寥寥，诗词、小说的革新改良只局限于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等人，成为一种小圈子、集团的唱和，并没有促成一种运动而普及开来，这应该也与文学的语言、形式没有完全打破相关。

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不同，胡适正处在一个旧的封建统治结束，新的时代还没建立的过渡阶段。封建统治的结束，正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样，传统文学已经找不到可以荫蔽之地。而此时各种主义、学说都涌入进来，人心思变，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学中走了出来，身上都还带着旧时代的印迹，但已经开始了寻求新文学的建设问题。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也算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吧，很快就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相应。《新青年》作为新文化的阵地，聚集了一大批有志于新文学的人。1919年的五四运动，北大作为《新青年》的阵地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更是将这场文化运动发展成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由此和政治运动结合，迅速发展成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新文化得到了普及。

这三点是我思考的梁启超文学改良和胡适文学革命的不同之点，在同的一方面有：1.都意识到文学需要变革2.都认识到文学变革内容的重要性3.理论的倡导和实践同时进行，其倡导者本人都积极实践作诗作文。

在同的一面，我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下，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正是因为这些不同，使得两人的文学变革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时势弄人，时势也造人，但从他们的历史足迹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后人正式沿着前人的足迹一步步成长、发展、壮大的。

4．胡适对新文学的具体的理论阐释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理论文章为文学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的《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论译戏剧》、《谈新诗》、《传记文学》等文章，则提出了对于中国新文学短篇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文学的一种设想和理论规范，这显示了胡适对新文学的一种期待和设想。

1. 胡适对短篇小说的理论及其设想

《论短篇小说》是胡适1918年在北大国文研究所讲演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了：“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1]这是胡适结合自己所翻译的短篇小说以及阅读欧美文学的经验，对短篇小说所下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学中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的，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的定义。胡适的这个定义应该算是最早的完备的短篇小说定义了。

从形式上说，短篇小说应该是用最经济的手段来描写，这就明显区分了章回小说。短篇小说也并不是篇幅短小，而是在于用最适当的形式、手段来描写，恰到好处。胡适用宋玉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来解释“经济”的意思，即说明了它是不可扩充，也不可压缩的。并且在这种恰到好处的手段和形式下，能做到叙事畅达，情感饱满，也就是说“短篇”并不是简单的略写或缩写。

从所写内容上看，胡适认为短篇小说要能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部分，这种最精彩的部分往往能反映整体的性质和面貌，也就是他所说的描写生活中的横截面或纵剖面。短篇小说并不是要描写生活或事实的全部，而只需要把这种能反映生活和事实的一段或一部分表现出来，就起到了“侧面剪影”的效果。

这是胡适对短篇小说的定义以及理论说明。他这个定义是很精辟而简练的，其中“最经济的手段”和“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部分”直到今天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作为定义使用。在《论短篇小说》里面，胡适认为新文学应该多创作一些短篇小说，以表达现实社会人生。

2. 胡适对诗歌的理论阐释

胡适对新诗作了积极努力的尝试，《尝试集》就是他尝试的结果。但通过胡适谈新诗的一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自己的一些诗歌是不满意的。他曾自我评价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1]这既是胡适的自谦之语，也是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评价和定位。应该说，这是很恰当的。

《谈新诗》是胡适比较系统地谈及新诗创作的一篇理论文章。胡适总结自己作诗的经验和理论认为，“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诗体的解放也就是打破传统的词、曲、调等形式的音、韵、律的限制，用白话作诗。但是因为胡适及其同时代人，所作的白话诗大多是从旧诗词中脱胎而来，因此带有很浓厚的旧的词曲的过渡的痕迹。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主张诗的自然的音节，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自然的音节在于，一是诗句的抑扬顿挫按着意义和文法的自然区分，而不必拘泥于五[2]言、七言等形式；二是声调平仄和用韵自然。与传统的古诗词用韵特别讲究、严格，胡适认为新诗用韵的自由在于，用现代的韵，不拘平仄；再者平仄可以通押，有韵无韵均可，一切诗诗歌的自然音节和意义而定。

针对新诗创作的实践，胡适认为有很多诗歌都是令人不满意的，这就在于用抽象的方式表达抽象的道理，这种抽象的议论，因为没有具体形象的描写，所以，只成为一种抽象的说理和说教，丧失了诗歌的形象和情感的特征。胡适在《评新诗集》里就针对俞平伯写诗喜欢议论的特点，指出了这种抽象议论妨碍损害了诗歌的美感和整体性。

胡适对新诗的理论阐述，表明了他对诗歌的思考以及理论建设，而他对同时期诗人诗作的批评和鉴赏，也表明了他作为新诗倡导者和实践者，对新诗这一文体的认识和评价，并在创作层面上，在某种程度上，起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

3. 胡适对戏剧的论述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里面提出了戏剧需要讲究经济，这种经济包括时间、人力、设备、事实的经济。中国传统戏曲多是几出几十出的，既浪费时间，也不合情理，因为这么多出戏剧有时根本就不可能全部演完。根据西方戏剧的“三一律”，胡适主张戏剧要注意剪裁，要尽量使情节紧凑，舞台布局合理，即所谓的经济。

4. 胡适对传记文学的论述

胡适大力提倡在新文学中发展传记文学。胡适认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在于：一是为尊者讳，二是缺乏保存资料的公共机关，导致资料的散失，三是用文言记录，不能真实地刻画出人物的形象特征。通过东西方传记的比较，胡适总结出东方传记只在传其人格，而西方传记不只写出人物的人格特征，更写出人格的发展变迁轨迹。因此，胡适提倡传记文学，主张真实地描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演变过程。

胡适在这四个方面对新文学的具体建构，都是在参考欧美文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域外文学的进入和吸纳，给了胡适等人一种新的眼光，他们以这种眼光，对中国文学进行审美、观照。这种观照多是以欧美的文学样式，来改造旧的文学样式，提出了新文学发展的方向。正如胡适所说，当一种文学凝固不动之时，就必须吸收外域的文学来对此加以改造，刺激并促成它前进、发展。而中国文学正是在这种积极吸收域外文学的背景下，来发展自己的现代性的。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理论阐述：

《致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论小说及白话韵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尝试集〉自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逼上梁山》等。

胡适对新文学理论的具体化：

《传记文学》、《论短篇小说》、《谈新诗》、《〈尝试集〉再版自序》、《评信诗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尝试集〉自序》、《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传记文学》等。

参考书目：

《胡适文集》（二、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欧阳哲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